今天，我們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 美國正在籌劃「馬斯克式」的體制機制改革，一旦成功，就會對科技界帶來巨變。我們也會在各個層面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與壓力。第一需要盡快確立一個大科研體系，國家層面理念已經有了，但落地依然需要自上而下的機制改革。有效的改革要從「塊塊」省級或地方一級政府的橫向權限推行，此中以新加坡、沙特等經濟體的改革特別值得參照。 中央政府給予「塊塊」充分和完全的授權。
香港成為首批將本地可持續披露要求與ISSB可持續披露準則接軌的司法管轄區之一，香港會計師公會居中扮演着關鍵角色。公會會長歐振興談及其賦予會員承擔領導可持續發展的使命，以及對會計行業如何邁向新階段的看法。
歷史學家錢穆的觀察，歷史上的英才都出自小城鎮，敢於創新。
香港經濟發展主要決定於政治經濟基本因素，不會因為官員「唱好」而真的變好，也不會因為反對派「唱衰」而真的衰落。政府官員需實事求是，切忌文過飾非、報喜不報憂。
能羅致和留住優秀人才為公司效勞，是企業主管工作的重中之重，尤其在知識為本的商業世界，人才爭奪已成常態，各地各業都着力佈陣奮戰。就我看來，能培養人才的「三心」，是箇中關鍵。
香港在吸納人才上，也積累到不少重要的經驗。香港科技大學在創校後不到幾年，已廣被世界教育界及學術界看成是奇蹟。在90年代以前，香港並無大學在世界被認為是一流大學，更遑論是研究型大學。
文化藝術和創意產業不但關乎大家的精神面貌，亦涉及人們的生活美好，更可以是一盤利益家國天下的大生意。
香港企業長期面對人手不足、土地少、成本高的痛點。近年在全球市場激烈競爭下，不少企業面臨利潤擠壓的挑戰。同時，因為技術要求提升、生產成本增加以及關稅等影響，企業要面對全球供應鏈轉移的新挑戰。
想改變未來，應從自身做起，從目前優勢開始，香港，這艘經典帆船，尚有百年老本，如法治、教育、文化。未到江心，為時未晚呀。香港要成為國際教育樞紐，絕對樂觀的！
針對國家對外開放新戰略的主要部分，香港可從四方面與國家戰略對接。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中大校董會主席查逸超、中大校長段崇智同場出席創業展並發表講話，這是自中大換校徽風波調查結果公布後，查逸超和段崇智首次同場出席公開場合，兩人並在台上握手。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8月11日發表網誌，指三中全會通過的決定明確提到香港的戰略定位，香港要發揮一國兩制制度優勢，鞏固提升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地位，並要打造國際高端人才集聚高地。
第二屆大灣區國際科創峰會在沙田舉行。香港理工大學校長滕錦光教授與我們分享，怎樣改革現有課程納入人工智能與創業知識？ 為何吸收一帶一路人才對香港好處更大？
已有成就者來港，不過是為享受香港現有的繁榮，不是為香港發展努力。招商引資已是上世紀的政策，當今香港更需要的，是內地在新經貿生態中創業的中小企以及其骨幹人才，借助他們，香港才有機會轉型提升。
第二屆大灣區國際科創峰會在沙田科學園舉行，北京大學龔旗煌校長在峰會上北大怎樣培養新一代、德才兼備的人才？ 人文和科學教育怎樣相輔相成？一起聽聽！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前副主任劉世錦指出，中國經濟正處於高速增長轉向高質量的態勢，同時新一輪技術革命也在上升的階段，彼此相互交匯。近期引起廣泛討論的「新質生產力」，就是在新的技術革命下的創新能力。
「先做人、後做事」說容易，但踐行非常困難。教育系統簡直就是一個「帽子工廠」，塑造出各種「帽子」，人本身沒有價值，價值在於「帽子」。在這裏，人不是目的，而僅僅只是工具。
今天的職場老手，回想那些年初出茅蘆時的沮喪和惶惑，應能感同身受。所以當我們看見新手有着自己當年困頓的身影時，還請暫停抱怨，把握機會挺身而出，通過言傳身教，好好負起師兄師姐的責任。
我在1992年離開麥肯錫，加入了波士頓諮詢公司（BCG），為公司開拓中國的業務。在30多年後，馬文·鮑爾先生的價值觀和思想依然指導着我和高風諮詢團隊每天的工作，我想這就是「諮詢精神的傳承」。
馬時亨認為，在資產類別如樓、股下跌時，人們很自然會覺得自己變「窮」，不想花錢，但他強調必須有信心，市場似乎已比之前活躍了。
愛孩子和逆流而上的校長，已不常見，還具備知人善任的品質，更是十分難能可貴的。莫校長信任同事，願意賦權給校內同工有更加多的發揮機會和空間，使行政管理組織上更有彈性和靈活性。
預算案建議，撥款預留約3億元建立數碼企業身份平台，便利企業身份認證及核對簽署，加快它們數碼轉型；推動數碼共融，在社會創新及創業發展基金撥款1億元，為長者提供數碼培訓課程和技術支援的項目。
人與人、國與國間的交往亦然，沒有信用，言行不一的，如何能被人信賴？如何能成為可靠的夥伴？君不見這些年來，美國如何脅迫與利用盟友？所以美國的外交，如何能贏？
舊香港已死縱是事實，大家應該着眼新香港該如何再出發，這才是務實和積極的態度（很可惜眼下全世界的政客都嗜賣糖衣假話）。
說實在，區區有本難唸的經，如何唸得好，從而化成建設社區的力量，利民也利港。「區議員在做，選民在看，真的假不了」，投票日，齊齊認真參與，香港你我他，大家都有份。
良好的國民教育，便是教國民怎樣看待不懂的事情，結果決定國家能否富強。在郵輪上看着那些西方來的70、80歲的阿伯阿婆，對什麼也興致勃勃的問長問短，這便突顯了人家國家的教育制度成功之處。
當跨國企業認為他們在香港可以建立區域中心時，這無形中亦會給香港人，特別是香港的年輕人，提供更多高質量的就業機會，特別是在複雜環境中所需的戰略規劃和思考能力，以及帶領大規模團隊（往往是跨界）的領導力。
面對美國的制裁和打壓，儘管華為已經實現了許多技術和產品的國產替代方案，任正非坦言，華為會愈來愈困難，但華為也會愈來愈興盛。
香港正面臨ESG人才嚴重不足的困境。如要把握機遇，我們便須從中學至專上教育課程去培養本地ESG人才，制定亞洲以至全球投資者和發行人均可接受的可持續發展標準，以鞏固香港綠色金融領導地位。
我們活在一個「泛感性」的年代，大家很容易嘴巴說出「完夢」、「挑戰自己」等等冠冕堂皇的感性話，但是在背後，多少個每時每刻、鍥而不捨，做到至死方休，戰勝汰弱留強的演藝生涯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