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藝術和創意產業不但關乎大家的精神面貌，亦涉及人們的生活美好，更可以是一盤利益家國天下的大生意。
是次展覽活動，營造了良好契機，讓更多年輕畫家互相交流，為中國書畫事業的薪火相傳作出貢獻。
武氏斥逐牡丹，又有親製牡丹餅之說，均表明牡丹愈受宮廷重視，晉身為女主之花，並流傳各種牡丹的佳話。
作為唐代宮廷專用的金銀器，執壼上的象徵當然以龍鳳配對為合理。惟鳳首如何在工藝上表彰，又不能不參考傳統以來雞首壼的製作，從中加以優化。
金盤既為宮中盛載酒杯之器，刻以李白把酒之作，至為貼切不過。
唐代十棱鳯凰蓮紋鎏金盤，是唐前期金銀器的傑作，它不但展現了器物設計的美態，將中西融合的層次推向極至。
在中國的長壽故事中，羊代表着吉祥之意，亦只有天子能配享永生的龍形，此物當為唐代早期君主御用之物。
古月堂的鎏金摩羯，在唐代政權還未走到滅亡以前，它深深承繼了盛朝文物，並啓導後代典章。
觀唐初的外來摩羯，本活於海，因水性關係，外型仍似魚似鱷，及至加入中國元素之後，魚躍成龍，則龍飛九天。
何家村金銀器中的表表者，有一件被譽為唐代天下第一金碗的鎏金鴛鴦蓮瓣紋碗。
唐代帝國創業，經歷了漫長的胡漢文化交織，中國因素以外的西方文化元素，源源不斷地自魏晉南北朝流入中土。
我們看精美的雕花之餘，也在探究器物本身反映的時代思想。
在黃金時代裏，唐朝人對金銀概念推崇備至，甚至認為有保健和醫療作用，食之可以延年益壽。
自唐代以來，金杯工藝已相當成熟，刻工講求精密細膩，在有限的空間裏更多表現各種人物、動物與植物的觀察。
貞觀時代的後宮，皇后、公主與宮婦相關的禮俗甚豐，我們從匜器身上，略可領悟到李唐皇室另類的生活方式。
唐初的酒器中，杯和壼是完美的結合，帶有西域風情的裝飾，每能引發品酒者更多遐思。
唐太宗「貞觀之治」，文化高度遠超唐高宗、武則天和唐玄宗等時代，在大量器物中鏨刻「大唐貞觀」以誌繁榮時代的到來。
單峰駱駝和祆教等西域經典元素，輾轉經由粟特民族演繹，在唐代中國留下别樹一幟的胡人文化。
金銀器的雕飾，既代表唐皇室及貴族的器物專利，更能體現四方物像在中國樂土下的變貌。
走龍的造像在中國中古時期已趨定型，現時發現的唐代器物，不少皆以此物為題材。
唐代金銀製作工藝，已進入相當一致的工序，工匠先擬定製作器型，再決定各區間的故事紋飾。
手上的藏品，如何證明它的時代真偽，是一門高深的學問。
古月堂是香港著名的古董收藏家族，其博古通今的藏品見證中國悠久歷史的面貌。收藏及鑒賞之外，古月堂的後人至今亦積極推動中華文化收藏的平台，透過研究、鑒定和展覽，為「一帶一路」提供強而有力的文化解說。 歷史由人類文明生活的累積與記錄而來，它遺留在文獻、器物上的文字、符號與製作方式，當時人固能具時代的理解。然而，因為古代民族的地緣遷播、戰爭動盪令文物流散，以及國人對文化的長期忽略，迄21世紀的今天，能完好保存的古物數量稀少，能全然掌握它的流傳身世的，更是歷史的幸運。 體大而精的珍藏系統 傳諸長輩，蓋古月堂本意為「古玥堂」，以收藏古玉為主，其後收藏興趣擴大，至各種金銀器和陶瓷。上世紀30年代，家族先輩為潮汕米業殷商，克勤克儉之餘，與民國交通系文人葉公綽、廣州米業養和堂黃詠雩等清遊會人時而交往，因而得到學習機會，遂成體大而精的珍藏系統。戰後家族成員分佈於香港、泰國和馬來西亞，恆以古月堂收藏為念，開始編集流散各處的藏品目錄。 古月堂的收藏相當獨特，器物方面，從戰漢盤虎黃玉鼎、錯金銀三足鼎、雙龍型玉璜，到唐代蓮紋純金碗、龍頭鳳舞壼、鎏金蛇龜玄武，宋代汝窰、鈞窰、建窑等名窰，及於明清兩代青花、鬥彩，內容包羅萬象。此外，古今名家書畫，諸如宋代契丹狩獵圖，元代趙孟頫、近代齊白石、徐悲鴻、傅抱石、張大千、李可染等名家手筆，皆為收藏的代表作。 千禧以來，家族叔父輩整理國故、闡揚中華文化的宏願，由我們成年一代接手，並通過與博物館的合作，開展堂中的文化教育事務。2015年，古月堂藏品先後亮相於上海、廣州、新加坡和港澳等地，深獲好評。在香港歷史博物館主辦的「漢武盛世」展覽及國學大師饒宗頤百歲祝壽的國際研討會上，古月堂後人均以專家學者身份，積極參加各場文化討論，提出先秦戰漢玉器的祭禮文化、唐代佛經與書法風格的各種解讀。 藏品中的「一帶一路」 隨着中國在國際的綜合力量提升，以及睦鄰外交上取得廣泛的認同，古代漢唐盛世以來的中國文化，在21世紀展現其「走出去」的活力，就像古代的絲路貿易，從長安出西域，繞過天山南北路，形成與中亞、歐洲接通的陸上孔道，又有沿揚州、福州、廣州的海路，下探南海諸國，經馬六甲，印度洋抵阿拉伯海，繼而可登陸歐洲，構成海陸互通與環迴的徑路。 國家主席習近平提倡的「一帶一路」，不僅是千年以來中國有迹可尋的對外交通藍圖，而且為東西歷史交接締造新型史觀。現今，我們要重尋漢唐中外交往之風，固然可從古蹟遊歷中找到一些佐證。而民族的集體記憶，則無疑可從器物藏品的介紹中獲得大量實據。 古月堂憑豐富的藏品，建構出歷史真實的圖像，更可為「一帶一路」提供強而有力的文化解說。例如史稱唐代為貴族制時期，閥族均過着奢華生活，又與外族交流頻繁，我們究竟從何得知此類狀態呢?唐太宗被胡人尊為「天可汗」，地位到底靠不靠譜呢?要解答這些問題，只須看看唐代宮廷的鎏金杯壺，器物上留有中亞鏨刻工藝，以及鑲嵌寶石的風格，便知道貞觀時代的外交氣魄確實宏大。此外，一個唐代中後期的鎏金盤，盤內刻着一對展翅的龍頭魚身「摩羯」，便了解印度的「摩伽羅」的宗教原形，如何深深影響着中國和阿拉伯諸地。 藝術品展現時代的個性，並不拘古代和近現代，也不必受梗固的地緣限制。我們認識的畫壇大師傅抱石，所繪的《湘夫人》和《蘇武牧羊》，便寄寓古今中華民族的堅毅精神。前者以屈原《九歌》的湘水女神為話題，喻意抗日時期湘地雖然淪陷，惟《湘夫人》之作妥存，可以慰藉士心;後者則以蘇武為匈奴單于扣留，冰天雪地下終不改漢節，以喻國人不畏日軍侵略華北。 將這種本來是中國人的情懷和筆觸，再移植至描畫西方事象，可以衍生新的文化交流產物。一幅傅氏以水墨畫法描繪多瑙河畔的布拉格，便是另類的寫實與浪漫合體。其作品的精神狀態，猶如吳冠中從事周莊的題材創作，看到他的現實與夢想兩面。 志同道合 共同發掘 歷代中華藏品包含豐富的文化元素，反映中華民族的智慧美德，所以應好好珍視。不但如此，藏家宜盡更大的團結力度，推動中華文化收藏的平台。去年中，筆者和收藏好友、鑒證行、拍賣行、金融界人士組成的「一帶一路文化鑒識專業協會」，是初步的實踐成果。協會之內，藏家旨在定期以講座、研討會分享藏品，鑒定藏品的年代，又有大學專家團隊及科學檢測公司作為後援，從而可以探討藏品的確實價值，並以市場融資角度，檢視藏品國際化的可行性。凡此，都是在「一帶一路」議題下，歷史文化與藏品相互結合，繼而釋放的巨大能量，有待志同道合的科技界、文化界和商界人士逐步發掘。 原刊於《商薈》2月號，本社獲授權發表。
從器物交流的角度觀之，各種珍藏的造像實有其時代獨有的內涵。
為何小小鸚哥居然可以晉身四像？這種雕飾到底意義何在？
從漢唐漫長的佛教發展過程觀之，嬰戲圖本非藝術故事的重點，相反一種強調濃厚的宗教成份，與佛經所記童子再生的故事，才是此等載體的描述原意。
唐代皇親貴戚和文人群體皆雅好熏香，賦予更豐富的內涵，不但在宮廷中藉焚香顯示尊貴，且有意推拓為朝廷定制。
香港開埠以來相對穏定的政局，成為中國文化人可以安身立言之地。國家與此块殖民地遙遙相隔，兩地的人文活動卻未嘗斷絕，在他們的字裏行間，往往留下深刻的香港印象，並時刻關注於國家民族的危機。
古月堂的菊形銀鎏金盤，澄清了日本皇室徽號的紛紜傳說，多達32瓣的菊花製器，至少在唐前期已經實現，其作意當與菊花之吉祥延壽，具有莫大關係。
鎏金壽爵不是偶然之作，從篆體、隸體的文物分析，它都遺下了唐玄宗時代的文化符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