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粹主義者反權力精英，對外則仇外及排外，傾向孤立主義的狀態。學術界至今似乎還未找到一個簡單而精確的定義，來界定民粹主義，也頗難界定本土主義。
全球化顯然是一個遠為複雜的過程，誰是受害者以及受害者？並不是一個非黑即白的問題。
貧窮問題，自古代帝制出現後，因尊卑貴賤之別而出現弱勢社群，造成貧窮，中外皆然。只要弱勢社群的謀生權利、謀生機會和謀生空間得到保障，就可解決，但資本主義做到。
香港營生環境及謀生空間不足，是資本主義市場極化所導致，這才是社會不和的深層次矛盾。
今天消費主要在歐美，財富也集中於歐美，形成了全球貧富不均，和全球消費不足。
特朗普胡作非為，看來會受到選民的懲罰，但事實上他的狂妄作風，早在競選總統的過程中表露無遺，美國人民卻依然用選票把他送進白宮。
今天政府可掌握所有市民活動的大數據，稅種和稅率都可以不用粗糙的一刀切，而作更合理和細緻的劃分和抽取，並作跨地域的全球抽稅。
過去二十年來，大型跨國企業的急速擴張，主要是靠着扭曲法律、政策與市場監管來達成，而政府還爭相加碼，乖乖捧上「朝貢禮單」。
世界上其他的灣區城市群，起初都是自組織的；政府只是在中後期，才在政策上加以配合罷了。
如果可以像開放改革初期實事求昰看中國自己、香港與世界千百年的人文全景，說不定可以在最高層次校正座標方位、輕輕撥亂反正，借助中港大同大異的互用互補取得共識共贏，世界也可能蒙其利。
在面對政治環境改變、周邊地區關係轉變，以這種「不變」的思維來面對改變，顯然是不足夠的。
中國要對人類做出大貢獻，必須做好目前自家的事情。
若把一國兩制看作是敵我對立，那是冷戰思維，盲目的意識形態。
今天新加坡成為相當一部分香港市民羨慕向往，乃至移民目的地。
當鄧小平提出「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後，村裏那些農村幹部，能工巧匠及善於經營，敢闖敢干者，各自發展。
香港的中下層宜盡快學會一些機械人沒法掌握的技能，否則命運可悲。
回歸20年來的發展，跟這美好願景有頗大落差。
在多數年輕一代的香港人之中，大多沒有太認真想過一國兩制的「資本主義vs.社會主義」的背景。
如何把田耕得更好，答案自然是搵牛，可如果我們問如何提高服務競爭力，答案是是讓馬發揮它的能力。
六七暴動的狂熱簡單幼稚愚昧，不單是方法錯誤，歷史進步的方向也錯誤，實為「超級極左」。
我特別用「找尋」這個詞，因為覺得傳統逐漸消失。現代生活的意義就是「斷裂」，外國如此，中國也是如此。
金融化就是把所有東西化為數字，身為人我們會考慮人的關係。金融化令我們愈來愈不似人形。
這個大概說明，在這個時候，當然也難怪世界已經拉不動中國，因為中國規模太大了，只有她反過來拉動世界。靠外貿的增長來拉中國經濟，已變得愈來愈難，因為她體系太大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