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三十年所見，「回鍋五人組」比較進入問題，進入古今中外議題課題的各方正反面，短期可穩住局面，比較妥善處理五項訴求、獨立調查及政改。
科學這「好東西」沒在中國出現，因為五四運動之後中國只視科學為「好東西」，沒正反兼顧全面認識科學，欠缺「自由、自制、自省」科學精神。
這次韓國瑜「拼經濟、不講政治」的選舉主軸之所以奏奇效，是他由下而上替國民黨補「黨內民主自由」課，追上台灣幾十年的轉型，不「離地」。
韓國瑜帶領流散的國民黨人爬起來，泛藍幾個月內回潮，民進黨卻如當年國民黨對民進黨崛起時的無知無覺。
弄不明白事小，弄錯愈事大。百年來可見，中國獨立自主後，愈獨立自主愈大錯，愈大錯愈固執抱團全面凝聚鞏固封閉，繼續大錯和特大錯。
中興事件即使「把大家打醒了」，中國醒後面對着更大的考驗是走哪條路。若中國以為科技就是一切，便陷入了一個「芯片陷阱」，踏進了唯我唯科技論誤區。
創新的最大敵人是權威主義、文化哲學意識形態和官僚體制。認真倒逼中國自主創新，可能（像中世紀文藝復興）倒逼單元文化生命及其專制權威體制，撼動中國調整／改造／放棄「集個體主義」。
這次由貿易順逆到301調查到中興禁運到核心科技，不是單一事件或局部事態，而是系統性的中西交梳、較量、衝擊、融匯 、轉化、蛻變，而且環環相扣，亦不是近幾十年的事，而是200年的累積。
香港的時評政論和思想理論普遍正反討論、溫文儒雅，李敖制敵封喉的「暴力文字」補了一個香港的空隙，煥發文明的原始野性魅力，刺激青春熱血，餘波迄今可辨。
余光中比馬英九幸運，可以換場域，香港之後進入大陸這個更大的「建制世界」，備受更大尊崇榮光，馬英九不能。
如果可以像開放改革初期實事求昰看中國自己、香港與世界千百年的人文全景，說不定可以在最高層次校正座標方位、輕輕撥亂反正，借助中港大同大異的互用互補取得共識共贏，世界也可能蒙其利。
香港初中中史成為獨立必修科，是一次敬重歷史的機會，中港必須向歷史負責，中史必修科必須經得起歷史的考驗。
毛澤東說世界是年輕人的、打大學生沒好下場，教育就是「拔尖補底」，不善用年輕人的長處、社會國家民族不會有前途。
六七暴動的狂熱簡單幼稚愚昧，不單是方法錯誤，歷史進步的方向也錯誤，實為「超級極左」。
香港管治及特首選舉，中國能像《NASA無名英雌》大圓滿結局嗎 ？
七商榷：通識教育的真義旨趣、困境與前景 西方歐美大學長期有較多較正規的體制化「人文學科」/「博雅教育」（liberal arts/education/studies）的「通識教育」（中國三五千年也有自己「更高超、全面」的一套）。二三十年來香港「通識」教育的取向、思路和方法，可分為由下而上及由上而下。 由下而上是立意打通各科之間的壁壘，跨科貫通，回歸生活現實和上升到「知識」（以至教育）的原生（primordial）本意旨趣。 由上而下是從「知識」（以至教育）的原生（primordial）本意旨趣出發，「教/學」經典、用於生活現實（大陸的「國學熱」）。通識科的先導科的文化研究，是由上而下。成為必修科後多數由下而上，但上不了。 不論由下而上或由上而下，近乎是要把普及教育下每個學生培育成為「全能」的「通才精英」，亦即是「平等」與「提升」雙雙並進。落實起來，形式上打通各科和回歸生活現實易，跨科貫通和回歸「知識」（以至教育）原生本意根本是逆現代社會的分科專業專家的政經結構和運作而為。 概念上，要跨科貫通和回歸生活及「知識」（以至教育）原生本意，是以知識論和方法論為本的教育法，培育學生「怎樣學會學習、怎樣從生活中自主學習和思維決策、終身學習」。這恐怕是現代大學也無能為力的。大中小學作為現行社會結構，不大改學校與教育制度、家長與師生認知能力心態根本不可能有效推行。 通識教育的進一步，以師生教學相長為本位，超越師生的藩籬，趨向人文教育。這卻是更高難度。對問題多點、透徹的了解，在大方向上做到十分一也是大成就，功德無量。近年不少大中小學都在這大方向上摸索試行。 八商榷：通識教育走出困境的突破口：老師先補「成人通識」課 「通識」的完整真義旨趣是人一生怎樣與知識及意識建立關係、成就自己及群體，回歸「教育」的原生態真義旨趣；亦即「通識」=「教育」。這是教育千百年來的本意。二三百年來社會個體化和自由化、多元化和開放，教育與社會走自分割知識（與人）、分科專科專業，通識是立意「盡人事、盡可能」回歸「教育」的千百年本意（人的整全命、人與人的社會關係、人與自然的關係），預備學生在自由社會與開放時代變局中知變應變、自處自強。這不啻是逆過往二三百年來社會與時代潮流而行。 通識教育要充份發揮完整本意的作用，受制於「學校體制、教育體制、家長」與「社會、時代、世界」，環環相扣，互為條件、互相「鎖死」。老師在「教育練」的置，是困境中一個最可能「盡人事」的突破口。 要預備學生在自由社會與開放時代變局中知變應變、自處自強，老師先要變局中知變應變、自處自強。方法是系統化回顧五百年間人與社會、知識及意識的變化，以及知識與教育怎樣（和為什麼）偏離原生態真義旨趣、可以如何認問題和處理偏差，先讓老師釐清「為什麼現在需要『通識教育』」，相應在現有限制日工作中摸索和試驗，存乎一心、加敏感度，「潤物無聲」體現「通識」的真義旨趣。這不啻是「帶着腳鐐跳舞」，但非絕不可能。不少老師就這樣在日常丁丁點點、有意無意間改變學生的一生，傳為美談。 老師這樣補人與社會、知識及意識的變化的「成人通識」課，有助在現有變局中知變應變、自處自強，在日常工作中做出成績，繼而總結、累積和推廣，或可帶動「學校體制、教育體制、家長」的改變及長期的「社會、時代、世界」改變。 香港推行通識教育沒有替老師處理好「為什麼現在需要『通識教育』」這問題。老師是幾十年舊知識和舊體制教育出來的產品，專注分科專科，對於宏觀廣義的「知識、體制、教育」與「社會、時代、世界」怎樣起變化，連各科與「知識、體制、教育」及「社會、時代、世界」的關係與變化，也少「不務正業」涉獵，近年一些長短期的課程和培訓又是「應試式」技術性「專業化」。老師對於「通識教育是怎樣來的」、「為什麼現在需要『通識教育』」沒足夠通盤認知和感覺，在現有體制中有機會也沒施展「通識」的真義旨趣。 我曾在信報寫了幾篇東西思考現代社會的知識形態與通識教育的必需、難題與大路向，也談香港教育的普及化轉型，倡議老師補貫通「現象、聲音、音樂、口語、藝術、文字、數字、文學、科學、建築、社會、國家、民族、文化、世界、地球」的「成人通識」課。 九商榷：本土身份與港獨意識，中國怎樣理解和善用 就本土及港獨意識一事，香港青年又一次「少不更事」、預示整個中國不同世代與地方隨着中國經濟及物質條件增長而可能自然出現的群體的分合「存在選擇」（existential choice）。中國、中國黨政、中國政經、中國社會、中國人、中華民族與中國文化面臨一個「通識」題，上上之策是跳出五千年BOX、開放腦袋心胸視野，善用香港青年給中國開出的難題、從中攢取啟示，化不利因素為有利因素。 任何時期的新世代年青人的成長都在找尋自己（我是誰、什麼身份、怎樣的人、怎樣及為什麼而活），任何時空環境裡共同生活的人都在滋養集體的本土意識（一個範圍的界線內，我與同人的關係及我與環境的關係混融而成的共同生活與生命感）。當現有集體組織（家庭、學校、學派、機構、企業、社會、國家）不能「得民心」時、不能維繫群體時，過了臨界點，自然滋生我與集體組織的新關係、另劃範圍界線和另創身份。 這是個漫長曲折崎嶇的「存在選擇」（existential choice）的路，多數由青年/學生發難。這是人、社會組織、世代的生命交替的過程。人活着就是不斷在選擇「我與環境/集體組織」之間或順向或逆向的路；絕大部份人的選擇多數「失敗」（在原有現實中成不了什麼），越大想頭越失敗；但隅爾也會「成功」，建功立業、創造歷史。 年青一代在各種社會與自然界的制約中掙扎成長，主觀想be different，有着科學家、文學家和數學家那樣的「好奇、慾望、蠻勁」，亟亟於重新認識及介定、質疑及否定和超越客觀現狀，要自發自由自主對現實的感受、認識與回應、摸索，試對試錯；他們和成年人（年青時）一樣燃燒生命，撕開、衝破神聖禁錮，為時代、社會及國族提供不一樣的視角和觀點、思路與主張，甚而從「未知」中弄出點什麼（make a difference）。 這個「獨立生命/生命獨立」的意識如細菌，是生命來源、也如SARS會致命。人類歷史上，任何群體之內的分分合合無日無之，但多數自生自滅，成事者百中無一；由意識意念到變成事實相隔萬水千山，歷盡無數必然和意外的艱難險阻。社會、宗教、國族、皇朝的分合、融會與交替是千百年的事。分分合合的漫長曲折路程會、能走到多遠和怎樣走、對錯與成敗是多重主觀客觀因素的長期互為因果、互動互變，起點、過程和結果在主觀與客觀、偶然與必然間陰錯陽差，正反不定、難測。 現代社會因知識、科技及經濟發達，個人（the individual）、理性（rationality）與世俗性（secularity）從（政教合一中世紀）集體主義中解放出來；西方的個體化、自由化和多元化、工業化的潮流藉資本主義/共產主義、殖民主義及帝國主義傳遍全球，衝擊一切舊式專制權威集體主義漁獵農牧社會。任何新舊社會、文明與國族，都須因應這變局、在個體自由及多元開放的基礎上建立體制及建制，才能生存。這是古文明現代化轉型的核心根本性問題和難題。 香港以較低代價、近乎無痛走出一條千年變局的現代化轉型的路，學到一些、略略懂得往哪里變、怎樣變、變成什麼。當年李鴻章講千年變局，可能祇覺到皇廷傾塌，乾旋坤轉，卻不知「變局」往哪里變、怎樣變、變成什麼。二百年來，中國、中國社會、中國政經組織、中國精英與大眾、中國文化、中國國族，都在探索，摸索道路，在極保守與極激進中反覆進退失誤折騰，仍未能、不肯接受千年變局應往哪里變、怎樣變、變成什麼。 全球以西方五百年來累積轉化的現代文明為標準及普世價值，二戰後三四十年來世代融會交替加速和加多變數，訊息化形成「液化」社會。世代融會交替必須多方考慮、包容矛盾、互讓空間才能良性循環、趨向和平順暢；舊式專制權威集體主義高壓祇能產惡性循環。過程中，任何一方的任何差錯都可以產生對己或對人的正面或反面效果的蝴蝶效應。 二百年來西方（蠻夷）船堅砲利強制輸出現化文明，皇權神權國家向資本主義「民族國家」（nation-state）過渡轉型，政治經濟主權及利益由（功能性組合的）「全民」參與及擁有。日本一次戰敗後承認「落後、愚昧、未開化」，明治維新急起直追，中國拒絕承認。中國「天上多元神、地上單元權」合成「人本神權」，君臣士紳庶民在「反夷/超夷、反西方/超西方、反現代/超現代」間，集體由一個極端奔向另一個極端，時而全面全盤絕對否定、時而全面全盤絕對肯定，時而棄蕪存菁變棄菁存蕪。中西古今各種文化要素混成合體，大成大敗；迄今未能處理好中與西、傳統與現代、我與他者、落後與先進、變與不變的關係及取捨。 五四文化運動百家爭鳴，極右（法西斯）極左（共產主義）及中間派（自由主義）無禁區探索這些百年來爆發的中外古今千萬年的「深淺層次矛盾與問題課題主題」；但中國由上而下的「人本神權」虛實積習太深厚，沒條件、沒機會處理，認識也不足，反覆逃避和以不知為知；終於選擇西方最激進的、超越資本主義的「共產主義」結合儒家人本道德主義與專制暴政，極致簡單一統一人一腦一言一方向，由上而下強推全盤西化和徹底革命，排除、滅絕一切不同看法認識、歧見異議，全國全民幾十年蠻幹冒進反覆瞎折騰，國將不國後才回頭補「資本主義初階」的課。中國迄今處理不了「民族國家」（nation-state）過渡轉型。 香港百多年英人治港，較順逐以低代價處理好千百年中與西、傳統與現代、我與他者、落後與先進、變與不變的關係及取捨，取得舉世稱頌的成效，並無意間建立中西混合的（政經法治行政管理治）「配套體制（multi-institution system）、社會與文化」，中西各方冒險家和各地家鄉不容的異類寄居求生牟生，變廢為寶；香港與香港人為世界各地國族及人民提供全面、一流服務，一直維持良好「國際關係」和「民間外交」。 英人並不是香港引進完整的現代政經社會管治「真品」，而是將各方的條件及元素組合，找到妥協品代替真品。半真半假的game-play給個體正反是非「實體性」和自由空間，形成由下而上的市場與社會。體制與個人、市場與社會都是具「實體性」、享自由的自發自主空間及現實，按自動遵守的規範運作。香港百多年就是一個中國BOX外的Srinivasa Ramanujan，從中西矛盾交流、衝突、融會和轉化中走出另一條路，感染一些現代政經社會文教「（類）現代性」，形成獨特的「香港性」。 百多年來香港的異端異行並且由滿清到今天裨益中國大陸。源於六七暴動後的戰後新生代（babyboomers）的自發自主的「非左、非右、中立」學生、社會及政治運動，三十多年的民主派繼承這種「大中華」傳統和身份認同，一如孫中山以「香港良治」惠澤中國。但中國在大中華天朝BOX中「以我為主」看香港這「化外之地」的現代「意識細菌」，視之為異己異端邪說毒草妖魔。 英人治港百多年，以半生熟妥協品代替真品（「行政吸納政治/行政主導」等）。中國三十多年來要嘛學虎不成、淮橘變枳，要嘛視英人遺產為地雷木馬，連妥協品也不給，強說中國的才是真品。中國步步操控、清洗改造，激發香港被褫奪者的自由想像、響往和要求真品。 英治時，在英國本土民主法治的間接環境下，香港開放自由，政府預期及適當處理政商經民族及文化矛盾及民間由下而上的「騷動」，七十年代臻於黃金期；「主權、政權、政府、社會、市民」基本沒大矛盾對立分裂。九七回歸後，「主權、政權、政府、社會、市民」沒大根本矛盾卻對立分裂。 中國不要香港的「現代性」及「香港性」，要清洗、消滅淨盡「香港毒素」，香港部份人也不再給中國香港的「現代性」及「香港性」，要「香港元素」，概念與邏輯上唯有「與中國互為不存在」。 人類感受、理解及構想世界之後，表達的方式首先是嚎號，之後是歌舞、文字及數字。三五千年來，文字及數字成為人類的主流主軸、帶動嚎號與歌舞的世界，形成「文字文明」。如今本土及港獨意識和Srinivasa Ramanujan一樣，提出「文字文明」的「已知、既成」的體制、規律軌跡標準之外的另類意念主張狀況。一如保釣及孫中山革命同樣冒天下大不諱，本土及港獨意識是絕處求生、「返祖」（atavism）回嚎號與歌舞的階段，把問題推至終至的身份認同和存在意識。。 本土及港獨意識其實是提出一個現代「液化」社會，告別舊社會的專制權威一統，祇是初階的初階、雛形的鄒形；會走多遠、怎多重演變轉化及對錯與成敗是多重主觀客觀因素的長期互為因果、互動互變。最大力量和最大權力是中國，（所以）最大決定因素和責任是中國；中國也可以是最大裨益者。 中國七千年來由天地初開、混沌原始漁獵農牧的多元文明融匯成「虛」、「實」相應相生的一統單元單核心文明生命；天子與文式百官及百姓庶民一體一心一腦一言一文一字，互生互濟互依存；單元單核心文化生命「混沌虛實」結構中單向單邊運作，停止質變，周而復始「量增」及反覆破立分合；這個類宗教「混沌虛實」無垠封閉結構直至1911年解體，迄今（沒）未解構。 香港百多年在西方不一樣的個體化、自由多元法治及體制化文明世界中、按另一軌跡運作，接駁中西古今，並在不同時期將現代「正反共存並行運作」（Parallel Anti-thesis）方式輸入中國。中國二百年轉不了型、轉不了軌，仍亟需「正反共存並行運作」現代性，但中國受不了一下子的現代「正反共存並行運作」，香港九七前後出生的一、二代青年給自己和中國提出的「存在選擇」（existential choice）「通識」題，正好在香港繼續為中國、中國黨政、中國政經、中國社會、中國人、中華民族與中國文化輸入個體化、自由多元法治及體制化「試劑」，有助中國循序漸進轉型、轉軌。 「一國兩制」初起構思時也有這股思路，曾作廣泛宣傳；有人質疑，備受抨擊。 本土與港獨，題目太複雜，對香港、中國和世界影響深廣，不能草率祇及一點、不及其餘。 十商榷：以「要求選校長」及「本土及港獨意識」作為通識課題 中大學生要求參與選校長及本土及港獨意識兩事，丘教授或可當作通識課題，用通識的「知識論和方法論（以至師生教學相長）」觀察和思考。 要從純學術純思想思維「入世」，必需更廣闊精準感應匯通古今的「學術純思想思維」的「真．精神」。丘教授作為長者、教育家、世界學術權威和學校高層或應和政界「分工」，政治立場之外，亦像Srinivasa Ramanujan的老師，在BOX內外望「學術純思想思維」的「真．精神」，開放思想、有容異己異類、高中低多層次考量問題，甚而看看在漫長的歷史過程中怎樣把香港「意識細菌」的生命轉化為中國亟需的人文資源。 原刊於信報月刊2月號，獲作者授權發表。
「前現代」和「現代」人類突破及接受人的限局的方式和後果，大有不同。
丘教授談到中大學生要求參與選校長、通識及本土與港獨意識三事，簡約粗放，所遞下的結論，近乎引喻失義。
曾俊華雖是中國籍，卻似正遇上「湯若望之難」。
香港華人官員中，曾俊華是極少有興趣、水平和耐心和我聊的人之一。
我60年的思緒翻騰，又見台下零零落落，嘩笑取樂的人多，自知五音不全，竟按捺不住、舉手站起來叫出來。
三人各有所長和不足，正好互補互濟，曾鈺成與林鄭月娥安內、曾俊華對外。這個夢幻奇招，香港的問題不會全部煙消雲散，但肯定10來年的膠着內耗不會惡化，還可以令人醒一醒神，引發遐想，猜是中央的新方向標，主觀意願這次竟符合客觀環境。朝這方向和勢頭良性循環下去，「一國兩制」或是回歸的初心，有一番新氣象。
香港現在正出現「領袖/領導匱乏」和「領袖/領導貧乏」。香港百多年「類現代」社會特性及本質，所產生的領袖/領導，大多只講應用性，欠文化內涵…
「領袖學」也不是只「教」就成的，而是需要實踐、重重覆覆的實踐直至成為一種本能反應（80年代初九七問題時，鄧小平對黃麗松和馬臨說，政治人才像游泳，要在大風大浪中鍛煉）。
中國粗淺認識香港，唯心主觀為香港定性為「經濟城市、不是政治城市、沒社會實體性、只有專業功能性」，認為英人治港只是全民「唯利是圖」、環繞着商業利益任由由上而下的專制式「行政主導」。
香港華資普遍患上「人文概念真空及文化策略觀貧乏症」，只注重日常會有什麼問題、有什麼具體的解決技巧可供選擇；入大陸只問什麼部門台前與台後有什麼不同，怎樣走門路，少鑽研行業、市場和社會的知識，以及自然界的客觀規律和世界趨勢……
香港的走向世界由英人主宰，學點西方的世俗化及個體化，迴避本體性，由下而上，開放自由競爭；東西方形而上和形而下各種資源、思潮和實利功能共存，各有空間和價值，互相淘汰；但香港不自覺這是進入未知和不確定，不注重方法學和知識論，欠自覺意識，只學到西方皮毛，但在東方已創出奇跡。
弔詭地，是生於國恥的香港率先成功走向世界。香港像坐直通車，免除中國各階段的冤枉和反覆折騰。香港經驗給全國用，一邊用，一邊罵。更弔詭地，是香港率先走向世界的成功，幾經內內外外顛倒和顛覆之下，現在成為香港的問題，為香港帶來困厄。
香港獨樹一幟，可能是歷史上最少衝突和磨合、最低代價和最高成效的現代化和現代性模式。歷史上可能沒有另一個地方這麼長時間內，西方在東方土地上劃出一個完整的司法管轄權範疇，配套的體制完整運作和累積而成一個「類現代化和現代性」社會和文化。
從正面和反面看，沒有香港就沒有開放改革。香港在中國歷史框架中創出第五個奇跡——一個中國人在外人治下以最低代價換取最大成效的現代化和現代性的試驗場，無意間走上歷史正確、平順的路，並引入內地，為中國人指示一條走向世界的路向；香港十足一種跨越香港和內地的「文明變壓站」，幾次站在歷史正確的一邊；香港儼如一種新的「中國、中國人、中國文化」的原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