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金庸和梁羽生的武俠小說流入內地，風靡讀者，使文藝青年如癡如醉。
在楊過那個時代，指甲鉗顯然還沒有發明出來，人們究竟需不需要剪指甲？如果需要，又是用什麼工具來剪指甲呢？
查良鏞先生（金庸）曾以甚具女性韻味的筆名「姚馥蘭」在《新晚報》寫影評專欄「馥蘭影話」。1952年8月21日的最後一篇題為《姚馥蘭小姐的信》。8月22日又轉換性別以筆名「林子暢」接上。
在鬧市一隅的畫室「青山水閣」是李志清平日工作的地方。李志清，一位在日本打響名堂的本地漫畫家，最為人津津樂道是其主筆的金庸小說封面和漫畫。
好的導演、劇本、選角、鮮明的人物，動人的故事才能拍出成功的電影。而既忠於原著，又拍得好的電影，是非常難得的。
任公啟導於前，金庸遵從於後，以「調轉」為啞謎，用任公兒子梁思成和媳婦林徽因的生活事蹟寫成不朽名著《射鵰英雄傳》。《射鵰》既是一本武俠小說，更是一本「一箭雙鵰」地寫出兩個國情相似的時代的歷史小說。
今年一眾大師高齡逝世，對文化教育界損失不少。一眾大師雖離開了我們，但他們的精神長存我們心中。饒公、金庸和高錕等的事蹟流芳百世。
從金庸的理論和報業管理實踐來看，與其說金庸是「文人辦報」，倒不如說金庸是「儒商辦報」，更為貼切。
歷史的發展，雖然有必然性，卻往往帶有偶然性；金庸的一生，交織着必然與偶然。
金庸提議把精彩絕倫的金庸小說改編成兒童文學版本，但我認為讓青少年兒童讀者直接閱讀金庸小說原著才是最好，所以我拒絕了金庸先生的建議。
據說，全港郵局第一天已基本賣清金庸小說人物郵票，郵政總局餘下的小量貨尾，在第二天開門已被排頭位的一位內地客掃光，估計貨值30萬港元，這對內地炒家來說，濕濕碎矣。
「金庸小說人物」特別郵票於2018年12月6日（今天）在各郵局公開發售。李志清原本計劃親自把一套郵票送到金庸先生面前，可惜金庸已在10月30日去世，無緣見到郵票面世。
金庸武俠小說在當代當時得令，眾口交譽，作者居然擔憂一段時日以後被冷待，是過份謙卑還是太乏自信？
文藝小說《月雲》是一篇和金庸作品風格完全不同的創作。平平淡淡的散文，說出自己經歷平平淡淡的小故事。但寫作的功力並不遜色，其中有叫人感動之處，亦有教人深思的地方。
金庸小說在更早之前已被拍成電視和電影令大家（尤其是大中華地區）早已學會欣賞有超人能力的大俠英雄如何拯救世界。
金庸把自己的創作新意念及考慮讀者喜愛的因素糅合起來，於是產生了非武俠的武俠小説《鹿鼎記》。這部小説是金庸遊戲之作，也是金庸希望藉此衝出武俠世界之作。
胡斐是英雄，但與蕭峰一比，前者不過孤雁浮萍，蕭峰才是凌霄鷹鷲，兀立雄峰。
白鷺騰飛的衝力和「意象攝影」，令人聯想到成功企業家決策和行動的時效、眾參與者的拼搏，體會到《孫子兵法．勢篇》之言：「激水之疾」。
查良鏞亦藉着小說透露自己的抱負。憂國憂民，先憂後樂是中國歷代文人雅士自覺的責任與態度。金庸寫郭靖在岳州酒樓四壁題詠見到范仲淹《岳陽樓記》內的名句而悟出為國為民的道理。
金庸的文風和待人接物比較溫和隨意，觀察他應付大陸受到的捧場，也有節制謙遜印象，沒有那種入禁苑不可一世的吃相難看。
金庸去世之後，關於他和他的作品地位的爭議，還會繼續。在我看來，金庸是現代文學史被低估的人物；新古典武俠小說這個流派，其價值也被大大低估。
作為讀者，我感興趣的問題是：還會有下一個金庸嗎？有人認為他也許只是剛好出現在一個武俠小說的高峰期，時勢將他打造成英雄。
十餘年來（1955 – 1970）金庸寫作風格的改變，當然是隨着十餘年來生活經驗的改變而來，這位當今文壇的武林盟主，看來要和我們說：人生多苦難，庸人多厚福了！
時勢造英雄，很多名人的成就，今天已無可能複製。查良鏞先生能夠跨越不同領域但都可以成為獨當一面的人物，現在還可以有這種人嗎？
武俠小說的讀者一般會有一種幻想，一旦自身受到委屈、受到欺負，就幻想能有俠客來幫他鳴不平。金庸希望，讀者應該想像自己就是一個俠客，一個好人，一個有本事的人。
驚聞金庸先生仙逝，悲傷之餘，不禁遙想起20年前與先生接觸的往事。
有人說，金庸吝嗇，但對於教育，他一直默默付出。他還告誡同學們要安心做學問，不要有為了掙錢、為了發財而做學問的念頭。
俠義精神、愛國愛民的情懷，以及男女之情，也許優秀的小說家都做得到，但金庸的不同是他幾乎獨自構建了一個自我充足的體系，這體系的巨大成功又使它變成大中華文化體系的一重要組成部分。
回歸以來歷次政改嘗試有成功也有失敗，其中的經驗證明，互諒互讓才可以促進政制向前發展，激烈抗爭只會令政改停滯不前。
金庸曾向大家問一個問題，就是中華民族如此長期地、不斷地發展壯大，到底有何道理，有哪些規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