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上級來說，自己跟自己捉棋，怎樣放棋子也沒問題；有棋子被棄掉，馬上又有人漏夜趕科場，外界已見慣不怪。不過，這次換馬多了一個看點，新華社比港府更早發放消息，反映了什麼？
香港教育大學客席研究講座教授呂大樂在《明報》撰文表示，香港經濟不景氣，每隔兩三日便會聽到老店結業的消息，市民已陸續失去了等待的耐性。
筆者估計，拜登應可順利連任，這對中共、香港、不少黃、藍絲來講，會是一個不小的打擊。而這更將會是特朗普的大難臨頭，起碼有3宗與選舉舞弊、顛覆國家的刑事重案，會火速進入訴訟程序。
呂大樂感慨，在目前的政治環境裏，這要看建制派的表現。雖然政府沒有完整的一套未來計劃，但各級議員大可每個月追問政府，究竟有何進展？下一個季度又有何表現指標？只要他們真的肯去推動，政府也很難懶惰下來。
李家超表示，特區政府以結果為目標，團結社會力量，共同完成《基本法》23條立法，是「愛國者治港」的一項光榮成績。《維護國家安全條例》三讀通過，香港建好了安全「屏障」，鞏固了「由亂到治」的「護土牆」。
當年區議會的定位，是港英政府逐步推行代議政制的試驗場和起步點。經「完善選舉制度」後，區議會全面「去政治化」，還原了本來「地方行政」的角色，從此區議會不再是踏入政壇的起步點。
哈馬斯的全名是「伊斯蘭抵抗運動」。H.A.M.A.S.是這個名字的阿拉伯文字頭縮寫。這個組織由艾哈邁德於1987年成立，目的在把巴勒斯坦人民組織起來，收回被以色列佔領的土地，建立自己的獨立國家。
過去不同場合都有人垂詢於我，所謂官場馬房文化。現在讓我揭開神秘面紗背後考量。
到了今天，時代不同了，很多東西都變了，但有些感覺沒有變──民意和新聞界仍是無關痛癢的風，可以視而不見，甚至沒有存在的感覺。
在一國底下，特區政府治港取向和北京重民輕商同步，理所當然。
創建香港必定不能建基於對失敗的憤恨、仇視，而是建基於勇氣、韌性，以激發人們找到生命的溫暖。捍衛真理與善，讓市民看見香港值得存在、值得捍衛、值得為此而付出、值得香港人願意重新投入這個共同體。
眼前，很多人感到無事可做，無力可為。年輕一輩更感到，有力無處使。但即使眼前很多事情也做不了，最低限度還有一事可做，也必須做，就是為世界上的好人祈禱。
下一屆的香港特區政府要建立的並不是一個「舊的CPU」，而是一個具有整體和超越過去眼界和視野的能力，加上能協調強大執行力的新戰略規劃能力部門。
劉兆佳教授認為，縱觀海內外，每個政府都應該有自己的政策研究機構，來協助政府從宏觀、長遠的戰略角度來分析問題。尤其當今香港面對複雜嚴峻的國際形勢，國家發展態勢瞬息萬變，香港內部亦面臨許多挑戰。
李家超的施政想要得到什麼「結果」？是建屋數量？取地多少公頃？發展什麼新產業？不知道「結果」是什麼，就說「以結果為目標」，如此說法太過空洞，「選民」無從得知他到底作了些什麼承諾！
升斗市民最怕「唔知點做」──「唔知你做緊乜嘢」之餘，他們更不知道自己「做啲乜嘢好」。呂大樂教授近日以此於《明報》撰文，呼籲在上位者反璞歸真，認真聽聽升斗市民的聲音。
香港沒有更換行政長官，因問題的根源不在特首，而在制度及政治格局，正本清源便是改變選舉制度及懲罰破壞分子。今天的選舉制度，很大程度可糾正過去的錯誤，使社會不致陷入無休止的內耗中。
我從來不會，也不敢認為民意是可以擺弄或隨意調校的。古語有云：三個臭皮匠，勝過一個諸葛亮；眼前，更何況是數以百萬計的現代人！
阿富汗危機對於這個階層，最關心的，就是兩年後國會中期選舉如何先保住權力。這就是今日美式民主的致命問題。
26年前，回歸前夕下的香港可以容下《蘋果》和《文匯》、《大公》，新聞自由令報業百花齊放；26年後，國安法之下香港還有沒有新聞自由容得下守法但礙眼的紙媒和網媒？
政治乃求同存異，立法不離三大共識：政治有共識、政策有共識、程序有共識。
君王之道，從非聽從民意，更非漠視甚至抗逆民意，而是疏導民意。
政務官那套傳統的管治方式──自以為是的原則和立場、官僚的議事態度、不顧民意的決策過程、不肯認錯的官場文化，就算不至於成為香港今天困局的罪魁禍首，也明顯失去帶領港人重建香港的能量。
12月24—26日聖誕節期間，香港成為「白煙城市」，催淚彈造就了「煙霧聖誕」。行政長官16日述職，觸及香港「非常時期」和「深層次矛盾和問題」，她至今仍未公開交代緩解官民糾結、平息亂局有效舉措。
政權機關算盡，卻沒有料到警隊做得太過分，不排除令到部分中立票倒流，更重要的是刺激投票率急升至超過七成，政權由勝選在望逆轉為慘敗收場。
林行止對泛民建言，不要以為「民意在我」便可落實「五大訴求缺一不可」的「政綱」，並認為新任區議員在推動區議會的工作時，要有新思維才能踏實推動香港有效管治！
情感兩極化是一個需要關注的現象，但不應該因為社會上有情感上的兩極化，就忽視了意見分布上的一面倒，然後在沒有特別理據下，把大多數人的意見和非常少數人的意見同等看待。
北京最害怕的不是香港民心背向，因為香港人根本傷害不了共產黨對大陸的管治，但是如果13億人開始被香港的民主運動感動，這才是致命的。
立法會在香港法治體制裏帶有最重要的政治象徵意義，公然破壞而無法律後果，便是縱容鼓勵！
修例爭議爆發成為巨大政治風暴，除了由於政府與市民溝通不足之外，還有一個深層次的原因：很多市民心中積聚了對政府的強烈不滿。這不但反映在參與遊行的人數，也反映在社會對反政府暴力行動的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