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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要改革，目標也應該鎖定如何確保經濟增長，並且利用持續的經濟增長逐步化解各種問題，包括財赤、社會發展、政治穩定。

特朗普現在成為了建制派，如果特朗普不能如其所願，有效地解決美國社會所面臨的問題，使其支持者盡快具有「獲得感」，那麼「反建」的力量會重新聚集起來。無論哪一個社會，反建制容易，保護建制難。

李家超表示，香港是外向開放型經濟體，全球經濟、投資、社會環境不斷變遷，香港面對各種機遇和挑戰，但在一國兩制獨特優勢之下，香港的機遇大於挑戰。要把握機遇，我們必須看清方向，準確識變、科學應變、主動求變。

我們對機構文化的重視，卻遠遠不及Netflix這些企業，令香港出現了嚴重的「文化/管理赤字」。政府一方面可以對整體改革隻字不提，另一方面卻突然宣布劏房合法化這種重大政策決定，其行為準則令人瞠目。

張炳良教授表示，勇於改革的政府，需要爭取社會認受性、擁有逆向思考，與社會各界和公民社會緊密聯繫，才能有效動員各方資源，較能承受轉型帶來的陣痛。

縱使改革對大多數人有利，改革過程往往仍會招惹激烈反對，以致不少對社會大眾有利的改革容易胎死腹中。改革為何總是如此「惹火」？

整頓吏治及官場風氣已成為改革香港的核心與關鍵。對於香港特區日趨「中國化」的官場來說，解決辦法自然也須是中國式的。而中國歷史上整頓吏治和搞改革最有辦法的人，可能是雍正。

世界史告訴我們，如果改革不能成功，那麼就會導向「革命」。今天的世界呈現亂局，但其根源在於內在因素。可以預見，在今後很長一段歷史時間裏，國家間競爭（或國際競爭）的核心會在制度層面。

三中全會為何關鍵？三中全會到底如何賦能國家在解決問題的同時開創新局面？三中全會的核心要義是什麼？

阿里巴巴創辦人馬雲周三（10日）在阿里內聯網發表題為《致改革 致創新》的文章，高度肯定集團主席蔡崇信和集團董事兼首席執行官吳泳銘領導的新管理層變革勇氣，表示阿里巴巴已重回健康成長軌道。

香港經濟復甦須進行哪些改革？中國要重建聲譽 應怎樣妥善處理債務危機？一起聽聽中環資產投資基金（CAI）創辦人、行政總裁兼投資總監譚新強的說法。

要一所薄弱學校重新得力，要達成真正的改革果效，首要的是要激發所有持份者的共同改革心志和堅毅動力，也即是說要調動所有人的積極性，幫助他們建立有效團隊，有希望就有動力。

治港者身為第一責任人，對解決香港社會問題需有自我革新的勇氣，面對不同決定時思考對社會和推動社會價值的影響。

筆者對民主議會制度思索很久，也有一些看法，可以給大家分享。但想從經濟角度來分析，因為在社會科學上，經濟學是實證科學。也可提供一個新的角度供大家思考。

一個謙卑、恭和有禮兼教學經驗卓越的校長，愈能展現良好品德素養，虛懷若谷，用人為才，愈能取得同工的尊重和信任。不過，無論怎樣，我們需要在校長領導以外，建立一支能分享共同信念、願景和使命的教師領導團隊。

鄧小平南巡講話發表30周年，是北上廣網絡平台近期的話題，他的持續改革和「防左為主」觀念，被歷史學者視為值得記取的改革經驗；有學者發表長文，論述極左錯誤造成的災難。

「第三決議」的官方宣傳主調，是對「新時代」新舵手的「兩個確立」和「兩個維護」。部長級高幹曲青山，卻大談對左錯、左禍的覺醒，持續推行改革開放。他的「129文」引起了猜測……

北京為今後香港賦予一個改革的主題，實在是令人擔憂：北京一方面固然只相信自上而下的改革，但另一方面，除了中央自己之外，幾乎沒有主要持份者是擁有改革意願的。

世界大勢日新月異，教育亦要與時並進，這絕對無容置疑，更何況現行體制的諸多缺點，不勝枚舉，已確實為社會帶來負面影響，何不乘着大亂後，社會氣氛稍為緩和的時機，來一次大刀闊斧的除弊革新呢？

從歷史長河看香港，就算過去幾年都有許多變化，不同陣營有不同的政治觀點，有樂觀也有悲觀，有負面亦有正面，無論如何，這些變化必然導致下一階段的新變化。

一代人做一代事，每一代人都不能迴避新挑戰，須在逆境中求突破，在迷離中找前路，在錯綜複雜中理順思緒、擇優而行。

立法會前主席曾鈺成在今集《主席開咪》，就區議會選舉呈請處理問題指出，由於處理得太遲，很多時令到當事人無辜受罰。有些並非當選人的過錯，卻要被剝奪議席，認為制度漏洞多須改革，一起聽聽曾主席的分析。

改革家胡耀邦的改革理念，在於以人為本，扭轉極左折騰之弊，任何政策和舉措必須受實踐檢驗，消除家長制一言堂。北京思考群為此紀念他105歲冥壽。

無論是對已淪為寡頭政治的選舉民主，抑或是尚未邁向全面民主的寡頭政治而言，民粹主義運動都是促成變革的重要動因。隨着寡頭力量日漸跨國化和全球化，民粹主義運動已成為普羅大眾不可或缺的制衡與自保手段。

敢言學者、北京清華大學的資深法學教授許章潤認為，發端於1978年12月的「改革開放」，已在2013年11月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後終止；政治已回歸毛時代，文革的那一套「借屍還魂」。

兩制各有優劣，改善的方法只能是兩制各自的制度創新，不是否定任何一制。兩制差別更可提供制度對沖，各自在兩制之間擇吉避凶。

金庸曾向大家問一個問題，就是中華民族如此長期地、不斷地發展壯大，到底有何道理，有哪些規律？

「心」是一切的主宰，所有的改革必須從心做起才會有效。

從「內部三權分工合作」這一新制度的進展，我們可以透視中國改革今天所面臨的困難和挑戰的制度根源。

對如何應對未來可能的金融危機，周小川提醒，應該從金融體系順周期、解決「大而不倒」、衍生品過度發展、資本流動造成外部衝擊和國民儲蓄率等五個方面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