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長和採取哪一個選項，同樣會面對嚴重後果，基本上不存在一個「正確」選項──這或許就是今天香港的縮影。
香港經濟陷困，百物騰貴。長遠規劃不足，產業創新乏力，社會瀰漫得過且過心態，泡沫破裂，前景堪憂。
儘管特朗普經常胡來及語不驚人死不休，美國確實也到了一個必須改變其一貫二戰後角色的時候。與此同時，二戰後或冷戰後的世界秩序亦面臨重大變遷，我們可能將迎來一個「後單極霸權時代」。
本港房屋政策很大程度是自相矛盾及自我挫敗的；而且由於房策與社會和其他政策範疇環環相扣，一旦如目前般暴露出重大破綻，社會便會陷入結構性的矛盾。假如政府又一次能夠扭轉財赤或經濟僥倖復甦，真正問題與矛盾仍無解決的話，香港還是早晚會重蹈覆轍。
特朗普開啟常識革命，全面改造美國社會意識形態，有意重現麥金利時期的經濟快速增長。特朗普2.0中鼓勵競爭、重效率的傾向，更是法家思想核心觀念。
以前一國兩制是為了成就香港，現在卻是香港在成就一國兩制，助它踏上國際舞台與新台階。依筆者所見，隨着國際形勢與經濟環境日趨嚴峻，內地需要吸引更多外來投資，可能繞過大灣區直接與國際接軌。
在不能看淡國家和香港長遠前景的前提下，即使特區政府連年出現巨額赤字，也只能夠在一個失效的模式之上繼續加碼。
港府財赤連年破千億，恐陷結構性入不敷出。中央加強控制的同時，港府管治水平下降，經濟疲弱，財政惡化，步入「國家政權內捲化」。政府宜重管理效益而非控制權威，善用香港傳統優勢，方能解困。
一旦市場秩序被替代或破壞，不但經濟狀况無法改善，而且高度集權的政經體系的自身秩序，將會進一步啟動中國歷史上的制度慣性，並與之合流。
面對這個兵家必爭的旅遊零和遊戲，香港一方面繼續以「盛事之都」迎戰，另一方面卻仍停留在郵輪抵港後不夠的士這種水平，實在與自動棄賽沒有多大分別。
既然中國期望特朗普願意做交易，那麼北京和香港還是不要把話說得太死或太盡，需保持一定的靈活性與開放性，否則只會是緣木求魚。
我們對機構文化的重視，卻遠遠不及Netflix這些企業，令香港出現了嚴重的「文化/管理赤字」。政府一方面可以對整體改革隻字不提，另一方面卻突然宣布劏房合法化這種重大政策決定，其行為準則令人瞠目。
先師預先列出了10多個未來常規戰爭的假設場景，當中自然不乏中俄軸心對美國、中國對美國等例子，現已不幸一一成為事實，背後充分展示出「格雷流」戰略體系的優勢與價值。
香港大格局面臨的近因之一固然是內地經濟環境惡化，但更根本的原因恐怕是今後內地難以再一次為香港提供如過往的機遇。
回想當年政府仍有管治威信，香港多少也處於順境，要解決的問題不過是要改善貧富懸殊、令社會公平一點，而不是像今天般需要大刀闊斧改革，以達至經濟轉型、為香港另覓出路。
從歷史中我們可以看到：一個國家的大戰略，總不能跟它的原本設計偏離得太遠，否則將難以持續。美國自從冷戰勝利後，便把咸美頓主義拋諸腦後，大搞政權更迭和「意識形態十字軍」，令其霸權盛極而衰、國家債台高築。
整頓吏治及官場風氣已成為改革香港的核心與關鍵。對於香港特區日趨「中國化」的官場來說，解決辦法自然也須是中國式的。而中國歷史上整頓吏治和搞改革最有辦法的人，可能是雍正。
中國邁向海權強國之路，大體遵從馬漢的邏輯，以商業、政治、軍事這三大要素為基礎。誠然，中國尚未能達至三者的有機整合，亦傾向慣性地以陸權思維來看待海權概念。但只要能重新審視海權理論，定能實現其大戰略目標。
時移世易，今天歐洲不只是內憂外患，它更成為了中、美、俄戰略上的最後一塊拼圖，志在必得：美國的傳統地緣戰略核心固然是連結歐洲，力阻歐洲落入歐亞大陸陸權勢力（即俄羅斯/蘇聯和中國）之手。
港府最好趁拜登還在任，對現拜登政府實行「有差別對待」，為香港多爭取一點喘息空間；否則，倘特朗普入主白宮，香港可能將首當其衝。
中美之間一場製造與生產力主導對抗金融主導的競爭，已經展開，骰子已經擲下。今天指控中國產能過剩，可能仍被視為無稽之談；但長此下去，中國不斷刺激生產以推動增長，勢將造成產能過剩。
最令筆者嘖嘖稱奇的是，像KeeTa、淘寶等這種外來的破壞性創新，竟然反而能夠對香港長久以來最為棘手的既得利益集團，造成最大的牽制與衝擊。簡單來說，就是它們把香港的地產商與壟斷性資本搞到「雞毛鴨血」。
這次政府推動的士業改革是茲事體大，實際上牽涉範圍很廣，假如這次最後功敗垂成或不了了之，勢必招來其他既得利益集團的反撲，令革新香港更遙不可及，長遠甚至無法與國際及內地接軌。
其實我們也清楚，現在政府正處於一種臨渴掘井、藥石亂投的狀態，明顯是方寸大亂，因而除了數字掛帥之外，更同時採行一種諂媚式吸客救亡──覺得旅客喜歡什麼就給他們什麼，千方百計要留住他們。
香港正處於一種舊的社會契約正在瓦解、新的社會契約尚未形成的狀况。政府需要向社會提供新的社會契約，否則難以凝聚民心、讓香港再出發再上路。
「愛國者治港」在排除政治爭議的同時，卻令社會變得高度政治化，與去政治化的目標背道而馳，亦與自由經濟學派所嚮往的香港存在重大落差。這是北京落實「愛國者治港」時未料想到的地方。
隨着23條立法的完成，香港需想好一旦失落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的應急方案，須知道現在外部環境嚴峻，沒有經過上述3個「R」的想法和部署，在「後23條」的環境中，只會是鏡花水月，都是經不起考驗的。
固然專制帝國對國際金融中心構成嚴重威脅，但無論誰對誰錯，一旦國際金融中心遭殃，基本上難逃衰落一途。故此對於國際金融中心自身也好，專制大國也好，均需要保持克制，否則只會將國際金融中心地位拱手相讓。
無論是自身使然，抑或是外國的計謀，特區政府的決策循環的確是受到干擾。建制的最新一個說法是，目前股市萎靡是由於23條立法的關係。筆者希望這只是個權宜的說法，否則又再證明建制已深陷於自己想出來的論述之中。
立法院三黨不過半，已成為島內政治的新格局：民進黨失去立法院控制；國民黨雖成為立法院最大政黨，只不過在柯文哲的民眾黨取得關鍵少數下，實際意義不大，反而青年選票流失與政治版圖萎縮，已為國民黨敲響了警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