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着供應前景持續改善，團結香港基金籲政策重心應從提量轉向提質，逐步提升公營房屋單位面積，及當中資助出售單位的比例。
市建局缺乏資源及資金來大規模處理市區重建問題，政府可積極考慮以公私營機構合作的模式引入私人發展商及併購公司，協助重建市區，透過公私營機構不同程度的參與和承擔，各自發揮專長，相信可收相輔相成之效。
在今天的房屋政策下，想發達靠務必先租公屋後炒居屋，躺平甚至刻意不升職，力保輪候公屋資格，變成致富必由之路，經濟動力從何談起？筆者呼籲政府認真考慮筆者「港式組屋」的建議。
菱電集團創辦人胡法光之子胡曉明25日 （周一）在香港書展的一個講座上，談及其父生前的公職。胡曉明表示，胡法光1952年來港，見證了70年來香港的發展、回歸和內地的改革開放。
SSD原意是需求管理，既然無法短時間大幅增加供應應付龐大需求，政府推SSD去減少需求，聽來像挺合理。然而，雖然SSD成功遏止了投機性的需求，它也同時遏止了投機性的供應和二手樓的供應。
公共資源有限，若房屋標準定得過高、出售居屋定價過低，再加上購買公營屋有機會賺取高回報，公營房屋只會淪為抽獎遊戲，偏離公營房屋的政策目標。
與James談話結束，我們站在世貿中心前拍照留念，背景是停泊在路上的消防救火車，街角還有警車、救護車。城市一切如常運作。 James說：「下午我們還要開會，看來只能進行電話會議了。」
以香港人的生產力，大部分都負擔得起房屋建築費有餘，根本毋須靠政府資助，也有能力解決住屋問題。關鍵是政府有沒有足夠的土地供應，以及是否願意少收地價罷了。
政府現時應優先處理的是公屋與居屋的問題，而不是花氣力去壓抑私人市場的樓價。
今天以500呎的單位已絕非僅能滿足基本住屋需要。事實上，今天香港住宅中位數面積僅為430呎甚至更小！新居屋一家四口每伙面積應為390呎，同樣的土地估計可多建兩成數量的單位。
我認為，在做規劃工作的初期，必須把考慮撥作住宅用地的土地訂得多一些，譬如不只14%，而是16%。有額外，才可以有取捨。
相信疫情平復後，舊樓成交會活躍，但能否「旺丁又旺財」，要視乎業主能否把握併購機會出售物業。
政府與其出動《收回土地條例》去強收私人手上的土地，不如及早把私人手上的土地改劃作可發展用途，然後利用市場機制去促使土地擁有者及早開工發展。
政府一直有使用私人市場的物業，不過以前多數租，較少買；但租樓要面對不斷加租的威脅。對社福機構來說，是一種無休止的負擔。也許政府因而想趁財政有盈餘的時候，把物業買下來，一勞永逸。
政府建議降低新一期的居屋申請入息限額，原因是居屋定價下降意味着購買者的負擔能力提高，所以有錢的就不要來參與抽籤，但我反對降低申請入息限額的。
特區政府師法獅城，但似未悉箇中奧妙，措施自相矛盾。左手殷切覓地建公營住房，右手放行流入私樓市場，供求永無平衡之日。
政府動用珍貴的土地資源和納稅人公帑，推出不同類型的資助出售房屋計劃，目的是資助市民安居置業，而非協助他們炒樓置富。
居屋可以仿效公屋機制，設置輪候冊嗎？輪候冊相比抽籤的最大好處莫過於其確定性──申請人士對於輪候時間、何時上樓有更清晰的概念。
新加坡超過八成人口住在政府組屋，其中九成擁有他們居住的單位。近年落成的組屋，設計之豪華、售價之低廉，超乎港人可能想像，港人只能艷羨。
所謂「買得愈大，慳得愈多」，在折扣高的情況下，只要負擔得起，似乎買市區居屋、以及較大單位，得益較大。
居屋轉售機制新方案有助壓抑炒風、打擊套利，但在斬斷居屋市場與私營部門市場的力度依然略嫌不足。透過實施四項措施，可以避免私營部門樓價影響居屋市場，真正達致「居者有其屋」。
要是有一天香港政府終於改革公營房屋出售計劃，我倡議應以新加坡模式為藍本，再加以優化。與其採用分租形式，不如推行工資等值或租賃安排，有關改革其實比想像中容易。
照道理，香港大部分人都應該可以居者有其屋的，因為大部分人的收入都足夠為自己的住屋付出建築費及發展商應有的利潤。
以傳統結構性空置率5%計，即使實際空置者有3%，開徵空置稅也雷聲大雨點小於事無補，邊際供應也未必顯著改善，而行政費訴訟費大增，甚至得不償失。
政府擬重組置業階梯為公屋或綠置居、居屋或首置、私樓共三級，不過居屋及首置分界線難客觀劃定。
首置上車盤也屬資助置業，本質與居屋無異，不設補地價於理不合，除非一視同仁暫停所有安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