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時亨表示，香港需要改革，建議積極推動貿易數碼化，並改革公共財政系統，最終實現量入為出的平衡預算目標。
政府擬大舉發債推進基建，唯經濟前景不明朗，令人憂慮公共財政狀況。財政司長指債務比率可控，但未計及非顯性債務，如退休金等。社會資源運用效率亦受質疑，諸如西九文化區需出售住宅維持營運等問題。政府應制定更透明的財政指標及有效運用資產，而非單靠發債解決財政問題。
香港現在正處於回歸以來從未經歷過的大變局，政府必須再來一次長遠公共財政大檢討，從收入和開支兩方面重新評估香港的處境、面對什麼風險，以及應該採取什麼對策。
香港公共財政陷困境，儲備急降。財赤是周期性還是結構性？本文分析指出，地緣政治變化、內地經濟波動及人口結構改變，令香港經濟模式不再，財赤恐難短期解決。重塑國際角色、改善財政紀律、提升生產力，方能應對挑戰。
本書稿件《Modern Corporate Finance》以西方視角詮釋中國大陸公司金融，恐有失真之虞。專章引用投行家Carl Walter觀點，聚焦國企治理缺陷及金融體系脆弱性，值得商榷。讀者宜保持批判性思考。
公共財政緊絀，本文續談開源節流。開源方面，建議違建可有條件合法化，並補徵差餉地租；政府應善用閒置官地。節流方面，不應停聘公務員；亦不應加利得稅，宜取消標準稅率，提高最高邊際稅率至20%。所有措施須考慮社會成本效益。
改善公共財政的關鍵在於開源節流。我們的策略是以節流為主，首要是在維持以至改善公共服務的前提下，管控經常開支增幅。
如何在保持財政穩健的同時，靈活應對經濟和社會需求，是政府需要面對的重要課題。基於《基本法》第107條的原則，香港公共財政須提高財政收入來源的多樣性等。
特區政府和管理局未必能將其他地方的設施財政管理照搬到文化區，但參詳海外這類計劃的可持續發展模式，說不定可以找到靈感，以合適的方案把西九文化區從財困拯救出來，讓它在天下間拼出個名堂。
2024年是香港復常的第二年，大幅度更改稅制似乎不是時機。但一些多年未調整的政府收費，應按照成本升幅，以及考慮市民承擔能力，向上調整無可厚非。
按《基本法》量入為出的原則，特區的財政預算須「力求收支平衡，避免赤字」，但事實卻是，香港已在4年內有3年錄得赤字，現在看來，回復預算平衡不知要到何年何月！
要真的做到「由亂轉治，由治及興」，關鍵在於包容及凝聚社會，公關和派錢都解決不了管治深層次矛盾。
有人批評政府，實際上仍在推行高地價政策，否則為什麼不按市場意願接受的價錢把赤柱豪宅地出售，任由其流標？
如果政府未能對5年經濟增長率作出合理的評估，又如何能保證經濟政策及財政預算案能符合《基本法》？筆者認為香港也應設立預算責任辦公室，作為維持財政紀律的重要內部制衡制度。
綜觀特首李家超早前公布的《施政報告》，他就公營房屋政策方面，示範了公共行政績效管理的執行。但與此同時必須指出，報告亦突顯了績效管理的落實，鮮見於其他政策範疇。
政府不時外聘顧問公司進行長遠發展規劃硏究，但絕大部分涉及基礎建設和土地規劃，較少關係到社會及經濟政策。香港高等學府擁有一流的學者，他們的角色去了哪兒？為什麼又不採用民間智庫的建議？
今年的人口收縮現象絕不是一個太大的意外，始終由今年2月至今在香港爆發的疫情對人口增長產生顯著的壓抑作用，但最重要的訊息是，即使疫情過後，香港的人口增長會否短時間內回復正常？
香港公共財政會否因融入國家發展規劃而持續好景、年年盈餘？還是會如《長遠財政計劃工作小組報告》的預測，在10年後就會用盡財政儲備？
公共財政貴在重實效、看成績。從港英年代開始，香港的預算案已有一個固定模式，要新也新不到哪裏。除非完全推倒重來，否則誰做財爺，來來去去都會是那幾道板斧。
作為前長策會成員必須向公眾交代一個事實，在制訂十年房屋供應目標時，長策會已考慮過相當多的因素來作出預測。
政府現已擁有巨大的財政儲備，可應付將來不時之需，現時政府的財政政策是否可以更進取一點？
不管你是否凱恩斯信徒，請不要忘記減稅亦有減稅的乘數、派錢亦有派錢的乘數。
曾俊華沒有守財或慳錢，只是用錢可能不夠多，更是把不少錢用錯地方。
任志剛提議公共財政收支平衡應該以經濟周期計算，但這做法是不可能採用的。
政府應該未雨綢繆，採取適當措施，避免香港日後要舉債渡日。
社會福利及衛生服務開支佔政府經常性開支超過20%，所以人口老化會對這方面的開支構成巨大壓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