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美國向全球發動貿易關稅戰，未來環球貿易萎縮，也令美元的需求減少，而各國少了對美國的貿易順差，也自會減少購買美債，同樣不利美元。
馬斯克個人在DOGE吃了大虧，便意味美國政府的財政改革失敗了嗎？
近年各國央行的黃金購買活動為價格上漲提供了重要支持。根據最新報告，黃金在全球央行儲備資產中的佔比，已從去年第二季度的15%，上升至第三季度的21%。
一旦國際社會真的退回叢林法則，投資者應如何自保？
王弼不敢說美國的改革能如阿根廷般成功。不過，特朗普讓美國經濟陷入衰退以成就長期改革的決心，似乎愈來愈清楚，因此別低估今次美股調整的幅度！
特區政府認為透過加大發債額度可以不斷獲得新資金推動基建，但恐怕會令本港幾代人累積的財政儲備全數花光。
香港有四分之一的GDP屬於政府公共開支，而大家都知道公營機構相對私營經濟效率一般較低，亦容易造成浪費，且公營項目一旦洗濕了頭，要收縮便極難。
美國在100年前是世界工廠，但當世界工廠的工藝技術在過去100年間已經失傳，要再工業化便強人所難，正如現在要在蘇格蘭再重振造船業已經不可能。
特朗普搬出百多年前麥金利那一套板斧，恐怕只會損人而不利己。盲目增加關稅，最後都是當地消費者繳付更高開支，甚至引發嚴重通脹而無法減低利息，也因而無法促進經濟。
說到善用科技以減省人手，筆者早前便指出，香港政府現仍聘用數百名打字員及相關的監督職位，而電子文書處至少已有20至30年的歷史，政府如何善用科技？
通縮有什麼不好？拿手機來作例子，所有科技公司都永遠在通縮的情況下經營，然而，目前世界上盈利最多的企業頭十位，有四家都是科技公司。
19世紀時美國人民普遍的信念，就是他們擁有統一北美國大陸的「昭昭天命」（Manifest Destiny）。在此歷史背景下，特朗普突然宣布其吞併格陵蘭甚至加拿大的野心，就不應叫人意外。
香港出現嚴重財赤，到底是周期性，還是因中美出現爭拗拖累，以及因人口老化等因素令政府支出不斷增加，稅收及賣地等收入停滯不前屬結構性問題？要改善財赤，除了從上述英美和阿根廷的改革例仔作參考，我們的鄰埠澳門也有值得研究之處。
日本車廠本田、日產及三菱研擬合併，盼成全球第三大車企。這並非產業里程碑，反而是日本車廠衰落的警訊，突顯中國汽車產業對其造成的巨大壓力。
香港與阿根廷同樣受着財赤的困擾，但香港有背靠祖國的優勢，經濟所面對的困難不似阿根廷般嚴重，但卻不能讓財赤進一步惡化，以免出現結構性財赤，繼而要借貸渡日，長遠既影響信貸評級，嚴重破壞香港營商環境。
英國削減公務員、美國推動政府效率改革以及阿根廷的財政成功經驗，都為香港在削減財政赤字方面提供了寶貴的啟示。
政府一招酒店房租稅，據酒店業界反映業界仍未能就十多間的網上訂房平台達成共識如何計算徵稅的酒店房租。
筆者預測許多日本旅客未來最終會放棄退稅，目前在日本消費獲得退稅的那種快感，可能已步進尾聲，消費者真的要在未來兩年好好把握，為那美好的回憶作最後衝刺。
中聯辦副主任祁斌的發言強調了香港在國際市場中的重要角色，並為大灣區的上市公司提供了寶貴的發展建議。未來，企業需要更加積極地探索國際市場，利用香港的優勢，實現可持續發展。
由於在經濟的意識形態上相近，特朗普的言論，什麼是認真，什麼只是戲言，王弼就覺得不難揣摩，例如他說跟金正恩有良好關係，就只有CNN之流，才會認真對待！
推動低空經濟是香港提升競爭力和創新能力的重要途徑。透過完善的法規、技術研發、公眾教育、和基礎設施建設，香港可以在這一新興領域中取得成功，為市民提供更高效便捷的生活方式，成為香港經濟發展的新引擎。
政府應比以往更審慎理財，防止有任何大花筒的情況出現，不止是政府部門本身，任何牽涉到公帑運用的機構亦然，尤其是一眾自以為是土皇帝的公營機構。
美國開國元勳對無限制的少數服從多數式民主心存芥蒂。畢竟，在美國立國後不久爆發的法國大革命，歐美不少有識之士對法國的所謂民主為之側目。
目前利率及住宅樓市庫存仍然相對偏高，即使特區政府推一系列的救市措施有着成效，相信目前樓市不大可能瘋狂飊升，但卻可增強準買家及投資者入市場信心，樓市出現止跌回穩的情況。
還記得多年前前財政司長唐英年取消香港紅酒稅和遺產稅，大大有利香港成為紅酒交易中心和理財中心，今回大降烈酒稅，筆者未有期望香港會成交烈酒交易中心，卻想向政府提議，不如將香港的股巿印花稅也大降九成。
股票市場能否長期重拾升軌，歸根究柢取決於中外投資者對中國經濟前景的信心，以及未來各項經濟和社會改革的進程。
經過百多年的發展，民族主義成為了大一統政府的絆腳石，歐盟失去了英國一役，就是英國的民族主義從中作梗。若歐盟要持續壯大，便必須弱化各成員國的民族主義思潮，引入大量移民正是這個理由。
熊貓家族對環球旅客具有吸引力，香港如何發揮現有優勢，推動熊貓經濟，製造商機將會是下一個重要課題，這正正非特區政政府以至海洋公園的強項，倒不如交由市場主導，借助外間專家及團隊，相信有更佳的效果。
在未來的發展中，政府應更為謹慎，尋找真正符合民生需求和經濟發展的解決方案，而不是在短期內追求表面的繁榮。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實現香港的可持續發展，讓市民共享經濟增長的成果。
歐洲的低經濟增長，是歐洲人的選擇，他們選擇保留老祖宗的文化遺產，而犧牲數字上的經濟增長。雖然在數字上難以跟新興市場匹敵，但保留下來的古蹟和文化遺產，也促進了另外的經濟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