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中的各路利益團體或政客，只要緊盯着政府，向她施壓，便可予取予攜得其所哉，政府掌控的資源愈多，愈是肥肉一塊，真正付出代價的，是納稅人不是政府，後者並無強烈的反抗意志。
以現有的「一次性個案」方法先解決問題，對兇案死者的家屬是最大幫忙。現在因移交逃犯的爭議鋪天蓋地，反而令人忘記了案中家屬的悲痛，很明顯是輕重不分。
丁屋政策不是法律，是原居民固有的合法傳統權益，新界原居民的土地本來就是祖傳的。
在以往的會面中，主要是談特區參與國家發展的李克強，今次特別提到香港作為「單獨關稅區」，比較罕見，顯然意有所指。
假如「志」和「事」只涉及「一國」與中央對港的全面管治權，林鄭獲讚許完全實至名歸。
國歌法要通過本地立法在香港實施。在今天的政治氛圍下，要在準確實施全國性法律和顧及內地與香港差異之間取得平衡，比回歸初期實施國旗法和國徽法時困難得多。
一國兩制下一國先行，我們不可以討論和通過運動來爭取、保護我們的制度，這就是釋法所造成的問題。作為這個社會的一分子，作為律師，這是我看到對法治最大的威脅。
「今古北邙山下路，黃塵老盡英雄。」噩耗傳來，迺強兄因病逝世。自大學始，相識四十八載，同出學苑一脈。八十年代聚於匯點，坐而論道、指點江山，還有幾人？
在香港，沒有任何機構可限制市民選擇工作和僱主的權利。
為了迫使中國讓步，美國必會用盡各種方法，打「香港牌」是其中一招，但美國的矛頭對準的始終是中國大陸而不是香港。
為了追求卓越，香港需要不斷加強各類服務，包括公營、私營、商業、文化或非牟利服務的水準，因為這正是中國社會經濟下一階段發展所需要的。
常言「魔鬼在細節」。既然23條立法無可避免，與其爭拗幾時做，不如盡快就相關法例如何影響港人現時的自由及權利，包括新增的執法權力和罰則等，來個社會大辯論，以期達致大多數港人認為合理合情的條文。
特首林鄭月娥為10月發表的施政報告，在社交網站舉行首次直播諮詢。面對不少網民就每日150個單程證的提問，林鄭一口拒絕考慮，我想就她提出的三點理由，逐一討論。
其實，香港回歸中國後，中央對香港可以行使生殺大權，根本毋庸置疑。說得極端一點，明天中央廢除《基本法》，取消一國兩制，也是中國行使其內部事務的權力，全世界都無權干預。
香港在各個生活領域都達到優異的標準，且被視作理所當然，然而身負治理香港責任的官員，表現卻一直未達標。
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是否「馬照跑、舞照跳」便算數？當然不是，港人最關心的，恐怕是對私人財產物業的三權保證、和法治下享有的既有自由。
終審法院法官的任命須徵得立法會同意，但為了維護司法獨立，立法會對司法人員的任命一直甘願做橡皮圖章。上月任命的兩名外籍法官對同性婚姻的立場，引起部分立法會議員的關注。
若回顧1979年之前北京對香港及港人的憤怒譴責，我們可以看到今天國家領導人是怎樣容忍一個如此「自治」的香港。
當年要是真的那樣立法，我們感到言論自由便很有問題，洩露國家機密的界說也觸目驚心，讓人不知所措，那是與媒體工作有切身關係的問題，所以林先生不止在文字上提出質疑，他和我還是唯一一次跑上街頭表態反對。
英國人決定撤走，我們唯有接受現實，希望延續近乎英治時期的行政制度和管治。
由於兩地體制不同，司法制度更有明顯差異，港人到內地或內地人到香港法院旁聽，很自然都會特別留意當地法庭的清規戒律，入境問禁，不會隨便「亂說亂動」。
組成香港法治的核心元素，例如司法獨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奉行普通法、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等，都在《基本法》內列明。因此，推廣《基本法》當然有必要。
撇除確保一國兩制不走樣的國策，香港的言論自由有非常重要的實際價值。
若從拓撲學的角度看來，雖則觀感上有所不同，但實際本質和內容並無絲毫不同。
筆者支持在西九龍實施一地兩檢安排和設立內地口岸區，但一地兩檢條例必須在堅實的法律基礎上審議、修訂和通過。
只要將《香港特別行政區內地口岸區管理法》納入《基本法》，一地兩檢條例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便有堅實的法律基礎，而且這方法快捷、簡單又妥當。
本文旨在提出修憲建議的個別內容在經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三分之二多數通過成為《2018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正案》的有效內容後，對《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的解釋與執行的影響。
政府上年度財政盈餘暴增至1,380億元，但政府就是不肯派錢，因為不能接受財富再分配的理念。
政府在2017至18年度的財政收入，預期錄得的1,000多億元盈餘。但《基本法》規定財政預算以量入為出為原則，政府開支不得高於預算的政府收入。額外的盈餘不能變成額外的政府開支，所以政府有錢難用。
熟習普通法的法律工作者會視法律解釋權是屬於法官的天職，不容其他人僭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