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代是香港風起雲湧的年代，也被稱為學生運動的「火紅年代」，香港當時處在一個什麼都有可能發生的十字路口。那麼問題是，托派有機會發展壯大嗎？答案是很有可能。
全球北方雖然發達，但只是高科技上，基礎設施早已老舊。由此過去幾十年的生產外移，產品供應鏈早已沒有獨立性。
在港英年代，港人的「共識」是沒民主但有自由；雖然手中無票，但港人卻可以百無禁忌，對政府施政放言高論。不過現在大家感到的卻是一股壓抑，一切要小心翼翼、好自為之的氣氛。表面的平靜，掩蓋不了社會內部的焦慮。
中國人說「命由天定，運由己選」，但是西方社會確是1%的命好過99%，如何選擇領導人，成為了最困難的一件事。見微知著，不必親臨美國，就可以見到美國官僚主義的盛行。
籌建香港抗戰歷史紀念館（還有多年前由馬逢國、蔡素玉、謝炳堅等倡議的香港回歸歷史紀念館），要以特區政府為主導，實行官民合作，發動各方參與。籌建過程本身就可以是培育青少年家國情懷的重要活動之一。
民主制度的墮落，令人無法相信政府和國會。
日韓近幾年關係惡劣，好不容易才培養出一個親日的尹錫悅（支持率32%），日韓一家親，但岸田文雄支持率更只有28%，一年後兩人是否更在位成為問題，還不快快將繩索勒緊。
公眾沉默，使施政者做事心中無底、難掌分寸。實在的公眾參與有助求同存異、凝聚共識，當然也需政府有清晰方向和決斷取捨的魄力。
據「無國界記者組織」2023年的報告，在全球180個國家和地區中，香港的新聞自由指數排在140位，比去年稍升8位。但翻查資料，2002年時香港排名18，這又是何等明顯的瀑布式下滑。
融入國家發展，是香港與國家發展連接，與內地互補。香港要在百年不遇的全球大變中找出新的發展道路與戰略，不是坐待中央政府和內地地方政府帶領、牽引、扶助香港。
現今特區政府換屆在即，候任特首銳意為土地開發以及房屋建設提速、提效、提量，以解決社會深層次矛盾問題，業界均寄予厚望，信心滿滿。政府有必要廣開渠道，消除土地開發過程中所遇到的不明朗因素。
這個年代的政府普遍失效，因為移動互聯網、智能手機和社交媒體釋放的微權力，令政府難以像從前那樣將自己的意志加諸人民身上。各地政府以大力度推行抗疫措施，往往遭到同等或更大能度的反抗。
政府調整角色其實是一個大議題，絕不是在這邊加一項工作，在那邊設立一個新的專員那麼簡單的事情。
管喬中認為，首先要改革香港的「短板」。「中產階級正在萎縮；中產階級的經濟地位、社會地位大大下降，財富過分集中在大財團手上，一輩子買不起房子是多數人的痛苦。」
不管桂山島或明日大嶼，以至其他土地產生如此緩慢，到底是英國人還是港府的責任？
小事還是失誤，明顯地特區政府上層的決策能力低落，若不改變，便會是大小事一齊出現失誤，社會經濟要付出巨大的代價，典型的「庸官治港」了。
作為一個人口密集的城市，環保不是驅趕別人，分佔土地割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