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代是香港風起雲湧的年代,也被稱為學生運動的「火紅年代」,香港當時處在一個什麼都有可能發生的十字路口。那麼問題是,托派有機會發展壯大嗎?答案是很有可能。
全球北方雖然發達,但只是高科技上,基礎設施早已老舊。由此過去幾十年的生產外移,產品供應鏈早已沒有獨立性。
在港英年代,港人的「共識」是沒民主但有自由;雖然手中無票,但港人卻可以百無禁忌,對政府施政放言高論。不過現在大家感到的卻是一股壓抑,一切要小心翼翼、好自為之的氣氛。表面的平靜,掩蓋不了社會內部的焦慮。
中國人說「命由天定,運由己選」,但是西方社會確是1%的命好過99%,如何選擇領導人,成為了最困難的一件事。見微知著,不必親臨美國,就可以見到美國官僚主義的盛行。
籌建香港抗戰歷史紀念館(還有多年前由馬逢國、蔡素玉、謝炳堅等倡議的香港回歸歷史紀念館),要以特區政府為主導,實行官民合作,發動各方參與。籌建過程本身就可以是培育青少年家國情懷的重要活動之一。
民主制度的墮落,令人無法相信政府和國會。
日韓近幾年關係惡劣,好不容易才培養出一個親日的尹錫悅(支持率32%),日韓一家親,但岸田文雄支持率更只有28%,一年後兩人是否更在位成為問題,還不快快將繩索勒緊。
公眾沉默,使施政者做事心中無底、難掌分寸。實在的公眾參與有助求同存異、凝聚共識,當然也需政府有清晰方向和決斷取捨的魄力。
據「無國界記者組織」2023年的報告,在全球180個國家和地區中,香港的新聞自由指數排在140位,比去年稍升8位。但翻查資料,2002年時香港排名18,這又是何等明顯的瀑布式下滑。
融入國家發展,是香港與國家發展連接,與內地互補。香港要在百年不遇的全球大變中找出新的發展道路與戰略,不是坐待中央政府和內地地方政府帶領、牽引、扶助香港。
現今特區政府換屆在即,候任特首銳意為土地開發以及房屋建設提速、提效、提量,以解決社會深層次矛盾問題,業界均寄予厚望,信心滿滿。政府有必要廣開渠道,消除土地開發過程中所遇到的不明朗因素。
這個年代的政府普遍失效,因為移動互聯網、智能手機和社交媒體釋放的微權力,令政府難以像從前那樣將自己的意志加諸人民身上。各地政府以大力度推行抗疫措施,往往遭到同等或更大能度的反抗。
政府調整角色其實是一個大議題,絕不是在這邊加一項工作,在那邊設立一個新的專員那麼簡單的事情。
管喬中認為,首先要改革香港的「短板」。「中產階級正在萎縮;中產階級的經濟地位、社會地位大大下降,財富過分集中在大財團手上,一輩子買不起房子是多數人的痛苦。」
不管桂山島或明日大嶼,以至其他土地產生如此緩慢,到底是英國人還是港府的責任?
小事還是失誤,明顯地特區政府上層的決策能力低落,若不改變,便會是大小事一齊出現失誤,社會經濟要付出巨大的代價,典型的「庸官治港」了。
作為一個人口密集的城市,環保不是驅趕別人,分佔土地割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