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爾諾的小說試圖對文學世界的性別不平等（gender inequality）糾正改錯和撥亂反正，這也許就是她獲瑞典學院垂青的原因。
特首李家超勒令官員調查MIRROR演唱會事故，反映出香港政府以民粹取代民主。
在今日香港，出書不容易，出一本香港作者寫的分析中國文化的英文書更是難上加難。所以不得不佩服香港商務印書館的膽識，以及對說好中國故事的承擔。
墮胎權是大男人的最痛，因為男人朝思暮想的，就是對女人的身體予取予求。他們最害怕的，是女人做回自己身體的主人。在他們的想像之中，所有女人都是有罪的，除非她們能夠證明自己的清白。
女人是在道德上與智力上皆不如男人的次等人，不只是電影編劇的「想當然」，擁有第一流腦袋的男人也往往心同此理。醫學上對女性的偏見同樣根深柢固，這哪是科學，是性別歧視。
哲學家伯克說，出錢相助是富人向天才致敬的方式，在今天已經過時。倒不如說出錢相助使知識更普及，是富人對社會的責任。
現代人在不知不覺中選擇了孤獨，因為他們以為科技已經征服了寂寞。一個充斥着機械朋友和機械情人的未來世界是否不遠矣？在未來人類與機器的關係將會如何逆轉？
特首選舉本應是關乎全民利益的政界頭等大事，如今卻變成不似預期的反高潮事件。真正的新聞性不在於李家超的選舉工程，而是「我們是怎麼來到這裏的」。
美國自視為「牛仔國家」，典型的「牛仔本色」是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既是牛仔，就必然對口罩說不。這個自我形象已經令幾十萬人賠上性命，說美國人男子氣概的毒性比新冠肺炎更致命，並非言過其實。
現屆香港政府，尤其是它的領導人林鄭月娥，有時令人咬牙切齒，不是因為他們經常犯錯，甚至犯下大錯，而是因為他們犯錯之後似乎毫無悔意。他們最缺乏的不是工作能力，而是一顆愧疚之心。
如果今日的香港已成深圳的窮親戚，那該如何形容它與新加坡的關係？香港淪落至此，那套「新加坡能，為何香港不能」的雙城記式論述還有意義嗎？
要控制傳染病擴散，唯一方法是在疫情爆發之前或之初採取果斷措施，而這恰恰是公務員的觀念模式與思維傾向的相反。事實證明，公務員的腦袋無法充分掌握「幾何級數的增長」這個概念。
做好我們力有所及的事情，是「人生的首要工作」。這句話現在（生活在疫情中）比以往任何時候更有智慧，只是知易行難。
殖民統治是一種有毒的統治。香港人必須下決心正視和處理長期被殖民遺留的問題，否則被殖民的後遺症會陰魂不散地對這個城市纏擾不休。香港人的主體性、能動性和自我管治能力都被奪去。
這個年代的政府普遍失效，因為移動互聯網、智能手機和社交媒體釋放的微權力，令政府難以像從前那樣將自己的意志加諸人民身上。各地政府以大力度推行抗疫措施，往往遭到同等或更大能度的反抗。
林鄭搞砸了《逃犯修訂條例》，但搞砸的非預期後果卻是為香港帶來（至少表面上的）大治。這不是林鄭的功勞，而是她的「政治運氣」。好運的人切記不要得寸進尺，妄想好運會駐足停留。
愛國愛港是擔任特首的必要條件，但並不足夠。不管誰人當特首，他／她有一項「軟技能」必須無與倫比、卓爾不凡，那就是建立信任的能力。
最壞的情況就是，香港已經由一個大致上優勝劣敗的英才主義社會，變成一個凡事皆講關係、沒有對錯和好壞、只有親疏和敵我的「自己人社會」。
習慣一旦養成，就會近乎條件反射地自然展開、實踐和完成。腦袋不會因為習慣對我們不利而發出停止執行的指令，它根本不會花精神分辨習慣的好壞。
創作人須遵守文法，卻不用拘泥於文法。叫它做詩的破格（poetic license）也好，藝術的變通也罷，這就是創作給予的自由。
港人對政府不信任以及彼此缺乏互信，已經走上「光滑的斜坡」，變得愈來愈難以駕馭及扭轉，並大有可能導致更糟糕、更嚴重的後果。立法會換屆選舉的投票率，可以斷言必創新低。
目下美國面對的是一場空前的價值危機。它真正需要的不是反壟斷法、金融改革、稅務改革或政治改革，而是德國哲學家尼采所說、對今日一切價值的深切反省和重新評估。
科網公司改名叫Meta，充滿自嘲和反諷意味。然而當朱克伯格和科網公司巨頭談到元宇宙，他們可不是在自嘲。對這些塑造我們未來的大腕而言，小說的反烏托邦就是他們的理想國。
跟《上流寄生族》一樣，《魷魚遊戲》將社會底層的生存處境「遊戲化」，這樣題材的作品在今天的大陸逃得了和尚，也逃不了廟。大陸的「好戲不出門」，只有自己人欣賞，不是沒有原因的。
要克服學習的恐懼，就要給學生學習的自主權。是故，學習人士需要的不是寫作指南，而是關於寫作的「自助書」。
我一直認為，諾貝爾文學獎，毋須太認真看待。這不是故作驚人之語而是常識：不管是諾貝爾還是布克獎，文學獎不是奧林匹克運動會一類優勝劣敗的競技場。
在互聯網上唾手可得的免費內容其實絕非免費，只是我們繳付的貨幣不再是金錢這身外之物，而是屬於自己的、更珍貴和更難以補充的注意力。
久而久之，在很多人心目中，名人才是「真真正正、完完全全的人」（full persons），普通人只算得上是支離破碎的「半個人」（half-persons）。
大眾社會（mass society）總是無止境地往下笨（dumb down），因為要取悅大眾就必須迎合他們的愚蠢與無聊。
過度自信無疑是一種有助我們適應，甚至駕馭現代社會的特質，但今天美國從阿富汗的「撤退大災難」卻提醒我們，那源於過度自信的「以為一切皆在我們掌握之中的幻覺」同樣可令我們垮下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