擁護《基本法》的朋友要搞清楚，鬥地主是抗疫為名，削弱大型商場業主私人收入享受權為實的社會主義政策。
當推動全球化的發達國家，因為全球化而挽救不了本國老百姓生命的時候，人們就必須嚴肅檢討和拷問全球化了。
林行止擔心，「武肺」舊毒未除，變異的新病毒極可能如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一樣，下一波於數月後來襲！
中國所倡導的社會主義在經濟下行至某程度時，卻表現出如同自由經濟的放任，如進化論一般的令能生存的生存，該被經濟巨輪碾壓的消失，成為名義上是社會主義的資本主義經濟體。
政府不應因有人一時不理性就干預市場，我不明白為何反對派會要求政府在這類事情上也特事特辦？特辦的結果就是推香港走向社會主義。
外國遊客來到Coppelia品嚐「社會主義雪糕」，絕對是一項冒險活動！冒險，需要有一點入鄉隨俗的智慧。去古巴前, 筆者已苦心研究，如何進入這間神秘的雪糕公園探險？
現時，在香港的商界中，偏藍的應該比偏黃的多。黃店也要租藍業主的舖，買來自大陸的原材料，用藍店提供的服務。若果要全面杯葛藍商，只會令自己行不得也哥哥。「黃色經濟圈」根本沒法自成體系，自給自足。
在「一國兩制」的框架下，作為國際城市，服務中國和全世界，香港不應談政治，但不是所有的政治。
這個主張在兩黨的主流政治菁英看來簡直是離經叛道，因為這些政治人物早已被盛行30多年的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綁架，這位初生之犢竟斗膽試圖以一己之力，把長期停頓在最右端點的政治鐘擺拉回左邊。
因為味蕾沒受什麼訓練，一碗糙米飯也是甘甜可口，一塊肉片在口腔也是百味紛陳，十分滋味了。
政府須要促成國有企業追求自身的發展能力，而不是通過現有方法（例如壟斷、政策尋租等）。政府更須賦權社會本身培養自身的發展能力，包括經濟和社會兩個方面，使得社會有能力平衡資本的力量，而不是僅靠政府平衡。
我們看到，單靠貿易戰是不可能達到他的戰略目的。課重稅只是唬人的把戲。所以，由貿易戰發展到經濟、外交、政治、軍事、科技以至意識形態各領域的全面衝突和較量，並不奇怪，也是可以理解的。
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是否「馬照跑、舞照跳」便算數？當然不是，港人最關心的，恐怕是對私人財產物業的三權保證、和法治下享有的既有自由。
筆者悲憫敘利亞人民的苦難，卻更深惡痛絕買辦、軍閥、財閥、土豪劣紳，筆者堅決反對帝國主義的野蠻行徑，筆者更加支持中東人民群眾的社會主義革命。
郭鶴年把自傳獻給母親和二哥，對親大哥鶴舉着墨不多，只能從其他公開資料知道郭鶴舉曾出使荷蘭、西德、比利時等國，退下外交工作後又回到商界，協助家族企業發展。
在共產主義創始人馬克思200周年誕辰前一天，中共在北京舉行了隆重的紀念大會，中國也向德國贈送馬克思雕像。中共如此高調紀念馬克思，當然不是沒有原因和目的。
全球化顯然是一個遠為複雜的過程，誰是受害者以及受害者？並不是一個非黑即白的問題。
各國政府財富佔國家財富的比例愈來愈少，挪威卻逆勢上升，政府財富佔近六成。它為何能不讓富人減稅、壯大國營企業？
中國社會已經沒有階級鬥爭，現在要以經濟建設為工作重點，發展社會生產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這成為中國改革開放的指導思想。
世界上其他的灣區城市群，起初都是自組織的；政府只是在中後期，才在政策上加以配合罷了。
蘇共模式其中一個政治弊端，是個人崇拜的造神，使領袖成為無所不能、權力不受制約的神。造神和愚民政策，大大壓縮言論空間，亦使社會缺乏獨立思考的空間。
古巴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人民雖然生活不富裕，但過得很快樂。古巴的前統治者菲德爾·卡斯特羅（Fidel Alejandro Castro Ruz）有別其他社會主義的國家，反對個人崇拜。
撇除歧視因素，北京對外來基層人口的清理行動，其實是有跡可尋。
基本法有些條文，明顯跟憲法裏的有關規定互不相容。
關鍵便是中國怎樣利用特朗普，借他來牽制美國的外交政策，替中國以及一帶一路建設、世界和平發展爭取時間和空間，也抑制美國任何軍事冒險主義的行動。主動權盡在中國之手。
香港早前的一帶一路騖遠策略，期望以「超級聯繫人」的圍骰通殺全球。若然從金融角度考慮，不無道理，但以加工製造、貿易或物流運輸業等來看，這無疑是捨近求遠。
中國經濟走過了出口導向帶動經濟起飛和投資導向維持高增長的階段，現在向促進內需轉型。轉型成敗在民眾有足夠的消費意願，這種意願決定於他們手中的金錢和未來前景。
在面對政治環境改變、周邊地區關係轉變，以這種「不變」的思維來面對改變，顯然是不足夠的。
習總書記主政以來，奮發有為，多所建樹，成績斐然。中共十九大定有實事求是的、合乎時宜的總結。
當鄧小平提出「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後，村裏那些農村幹部，能工巧匠及善於經營，敢闖敢干者，各自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