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主義的思維體系，讓資本主義極度追逐物質慾望的滿足。消弭個人主義的過度彰顯，才能消弭物質欲望無止境的滿足。
當今世界戰火紛飛，人心惶惶，如戰國之勢，以禮治國，實有其方法，避免飛機轟炸、暗殺領袖等卑劣的行為！
從歷史的角度看，一個強大的經濟體背後必須有強大的文化思想作為支撐。同樣，追求持續發展的經濟實體也必須建立在強大的文化思想基礎上。一旦缺乏這種文化的支撐，經濟發展將遲緩，甚至逐步走向衰落。
不同年紀的學生都有能力看懂《論語》，也會有不同的感悟！大道至簡，正是《論語》的魅力所在！
要把一位有港獨意識人拉回正軌，引導他重新認識國家，並讓他感到身為中國人而自豪，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懲教署做到了，這是懲教署的成功，體現了署方對時下教育共名的掌握與施行的效能。
書封面印着王賡武教授對人生的觀察：「變動隨時會降臨，人們可能輕易就被從根切斷」。這位學者卻有此信念：「沒有東西能擋在我認識萬物的道路上。」
是什麼原因造成這種局面的呢？基因不是問題，文化也不是問題。中國學者到了西方可以獲諾貝爾獎，中國科技人員到了西方可以有原創，但是在中國的教育體系中很難實現這樣的目標。問題的根本還是在教育秩序。
何文匯教授認為「一個人的文化根柢深厚，文化枝葉就會茂盛，果實就會健碩。學生如能從小浸淫在我國深厚的文化中，將來為人處事，會有很強大的文化自信做後盾。」他相信通過比賽，學生們會開闊視野，學有所成。
羲之在唐太宗的推崇下，竟未有一紙真跡存世，所見均為雙鈎、摹本，但學書者均以之為大宗，天下第一行書的複製品多達百餘種，可見追隨者眾，純從書法而論，既是極品，真真假假並不能減退蘭亭的價值。
簡帛書的發現，不單大量補充我國歷史文化的缺佚，也顛覆了文字演化的認知，由草而行，行而楷的篆隸草行楷演變過程。
中華教育文化交流基金會7月4日主辦「校長論壇」活動，以「當校長遇上孔孟：儒家之道與學校抉擇」為題，多位校長和教育界人士出席，共同就孔孟思想對現代教育的啟示進行探討，分享自身對孔孟思想的體會。
與其為清末的屈辱而悲哀，倒不如為今天和當年的對比而自豪，這就是「復興史觀」的精神所在。
我們可以肯定芥川龍之介的成功，並非只是天生奇才這樣一個簡單的因素。
民國初年，孔教會及兩次「國教運動」失敗後，陳煥章等人南來香港，1930年創立孔教學院，為香港的孔教運動興滅繼絕，添薪加火，至今已83年，他們如何守護「花果飄零」的傳統文化？
科技創新教育的推行，同時需要輔以人文精神的培養，其中又以情志教育的培養為要。面對時代開展新的一頁，個人深信詩教的進一步實踐與深化推行，不但是本地教育當前的首要任務，更是未來中文教育發展的新路向。
作為如此多高等學府所選用的校訓與院訓，「博學篤行」表明了學以致用的重要性，以及世人對實踐所學的重視。一句校訓，連結了校內與校外，難怪獲得了這麼多辦學者的歡心，可謂實至名歸！
在漫長的雙程路上，古先生不懈的尋路、反思和自我調整，始終將人類命運和文化傳承作爲終極關懷，將之放在自我之前；他的眼光，總是關注遠大問題，對自己腳底下的那片小地盤，他既不留意，也不介懷，更勿論汲汲經營。
這位人物，用他畢生從事的詩歌創作，真實地反映出人格的偉大之處，光照古今與未來，成為中國人效法的典範。這點，正是我們認識「詩聖」的現代意義！
儒家思想自漢以來已成為華夏文化重要的部分，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深為士子遵奉，四維八德是讀書人應有的道德標準，這些訊息、事例都可以從不同的典籍文章中讀到。
現代生活富裕，物質豐盛，但人的心理健康與幸福感並沒有隨之提高。盧傑雄博士建議現代人把精力和智力投入在建立有價值的生命計劃之中，例如服務社會，才能獲得價值為本的忘我之樂，生命才感受到意義。
同樣的「日暮聊為梁甫吟」，諸葛亮等待的是他心目中「使臣以禮」的賢君，讓自己做出超越晏嬰的成績；而杜甫等待的是「當今聖上」派使者捎來的喜訊，有幸重登仕途，切勿重蹈晏嬰的覆轍。
基於文化因素，中國人的傳記偏於隱惡揚善，容易過於溢美和不實，成爲自我宣傳和辯解的工具。而西方的傳記，在基督教義的影響下，比我們坦誠得多，也願意面對自身的缺點。透過對中西傳記的理解，有助了解自我。
區聞海談吐溫文，神情懇摯，既有文人的幽微細緻，亦有醫生學者的審慎認真。他對香港疫情的看法，突顯了他對生命倫理的關注……
孟子與荀子的論述風格有所差別，或與時代背景、社會角色及個人性情有關，不過對於儒家學說和中國文化都同樣發揮了拓展和延伸的作用，令人嘆為觀止。
《天地人和》是一個平台，透過譚傑志神父書畫篆刻和神修拾穗（spiritual reflections），來一次心靈之旅（spiritual journey），或許你有另一番體驗和感悟。
人非草木，螻蟻尚且偷生，那些因為禮崩樂壞、民不聊生而流徙他鄉的庶民，儒家不會視之為不義之徒，只會以惻隱憐憫之心待之。
本文所列舉的三句話，絕非在社會取勝之方。而是善與人和、得道多助的待人接物態度。
「經典」的塑造與成全，體現了人文關懷的深度和廣度。如果我們去除它的封建標籤，吸取其中精華，對中國的文明復興一定可以發揮策勵和制衡的作用。
世事變化無常，很多事情成功與否端看時機，決策者只能盡力而為，制勝關鍵在於能否讓公司的優勢和環境的大趨勢巧妙配合。
以人性、人道、信任、情義、良心為基礎的儒家文化，加上開放、靈活、柔韌的道家文化，自能形成「可持續社會」。講求專權、高壓、控制、功利必「暴風不終日」的。講求仁義和有容方是長久之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