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個月中國海軍的軍艦編隊訪港，不少市民上船參觀。看着新聞報道，勾起了我對父親的記憶，尤其是在旅順軍港的那些日子。
付航式幽默的另一特點，就是在悲喜劇的混合論述中，傳達出一種對待真實生活的態度，一種面對困境的勇敢及積極樂觀的正能量。他的喜劇，總是令人充滿希望和力量，知道人生仍有出路，我們依然要對理想和生活充滿激情。
對於人類快感研究得最為深刻、拿捏的得心應手且付諸實踐的，並非那些有識之士，而是我們的商業機構和跨國公司。在資本企業的市場策略下，我們的社會老早就走向多巴胺的快樂模式，導致人們成為「娛樂至死」的生物。
揚琴音樂對白人來說是如動物噪聲，但對遠在他鄉的華工來說，卻是和故土維持聯繫的精神渠道，帶給他們無限精神寄托。他們都有共同的鄉土情懷和共同願望，希望最終可以回到故鄉，回到屬於自己的地理環境和人文空間。
地理從來都不只是客觀現象，其中還包括了想像和意義，其背後的主角是「人」。人文地理學大師段義孚筆下的「戀地情結」，包含着認知和感情，是人類天性中的渴望和追尋，猶如基因般存在我們的血脈中。
得知元奎導演去世，我悵然若失，因為他是我生命中一位並不相熟，卻有些緣分的人。我不像有的人道貌岸然，卻安於過河忘橋，精於選擇性失憶。我依然天真，對幫助過自己的人總是心懷感恩，這裏肯定包括元師傅。
如果缺乏相應的中文基礎，粵語的兩大優勢就難以發揮。與此同時，這種方言很容易傾向鐘擺的另一頭──低階化及粗俗化，從而成為主流語言，直接影響人們的溝通能力和思考素質。
語言乃思想的載體，心智之本質。本文分析了四川話如何影響成都人的性格及民風，也探討了當今港式粵語的某類特徵及趨向。
攝影的確具有凝聚時光/靈魂的效用。夜闌人靜，萬籟俱寂，看着一張張的相片，仿如昨日，歷歷在目，如此的真實不虛、無憂圓滿。如果人生最終不過是一連串回憶，那麼這些相片，肯定是我人生中最爲彌足珍貴的美好回憶。
對洞鈜法師食肉事件我等不必過於執着。因為根據本地佛教界處理犯戒事件那種大事化小，一回答就會煩惱的高深理念，事情很快就會過去。法師深諳箇中玄機，堪稱一代高僧，值得信眾繼續諂媚膜拜，阿彌陀佛，嗚呼哀哉。
作為普羅市民，我們需要增強對於中醫的認知及鑒別能力。如此既有利擇醫選藥，減少被動糊弄，也可以建立相對正常的醫患關係。故此我們必須弄清傳統醫學的核心思路是關聯性思維，而非現代醫學的因果律思維。
「石不能言最可人」真是所言不虛，如果我們偶爾能夠「自許山翁嬾是真，紛紛外物豈關身」。
西方的宗教雖然日漸式微，但中國人的罪感文化依然薄弱，對於「金簡」（實用）的關注，也遠遠超過「除罪」。如今大國崛起，該如何提高國民素質，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責任感及羞恥感，這個文化重建工程依然很不容易。
作為武則天留下唯一具有文字的遺物，武則天金簡背後的動機究竟為何？又反映出怎樣的歷史背景和文化現象？深入研究，既可了解更為清晰的歷史，也有助理解中國式罪疚之內涵究竟為何。
泉州是一個值得旅游的城市，既可感受到濃厚的閩南文化，也可欣賞蓬勃的文創空間，更可嘗到閩南特色小食。至於那波瀾壯闊，舉足輕重的中外海上交通史，有心者還是要多做功課多讀書，先從文字中摸索和感受其中的脈搏。
看着泉州的紅磚建築，我不禁想，在閩南文化那看似多元包容的文化表象中，究竟何為重心，何為邊緣？何為精華，何為次要？其具體内涵又是如何？或者說，那種充滿生命力的包容及混合，其驅動力本質究竟為何？
在中國文藝批評巨著《文心雕龍》的〈神思篇〉中，對於寫作方法有着提綱挈領的精妙論述，道盡了寫作之難，也提出諸般竅門，參考價值相當高。
這一篇説不上是典型悼念的文章，更多的似乎是一種自我回顧，也爲了陳sir和我之間的經歷及緣分，留下了一點點的痕跡。
《背靠背，臉對臉》是一部深具跨時代意義的好電影，是體會中國人官場文化的上佳示範。在如此「日趨浮躁、務實功利」，且電影審查嚴格的時代，很值得一看再看。
賈樟柯的影像敘述真是厲害，他能夠在一個小人物身上，肩負了多少人情冷暖、社會價值及時代烙印，也能夠在一個濃縮景觀中體現出大時代之特色及脈搏，歷史感非常強烈，但鏡頭卻永遠是如此平實簡單，不故弄玄虛。
無論是港英時期的殖民地教育政策，還是特區政府在文化回歸上的坐失良機，均令香港成為缺乏民族自覺，内涵蒼白的商業城市。既然如此，為何仍有聲音認為香港的文化底蘊是可以「放眼國際、心懷中國，又可立足本土」呢？
無論是傳統文化人，或者是民主派人士，均認為殖民地教育及文化政策，是致力淡化港人的民族文化及自覺，將香港改造成「既中且西，不中不西，甚至忽中忽西」的雜取型社會。如此狀態究竟是空白還是留白，值得深思。
2019年的社會事件猶如一顆五稜鏡，既呈現出香港問題之諸般本相，也折射出人性的深層本質。《從修例風波到反中動亂》提出了理論分析及建議方案，無論任何政治立場的反思型港人，都值得研讀參考。
在身份及文化歸屬上，我們需要哪種思維？是演繹、歸納，還是任意否定批判？除了關注什麼令我歸來，什麼是我的理想家園外，我們更該反求諸己，撫心自問，在文化/身份認同上，我究竟為自己做了些什麼？
我喜愛歷史和文學，也喜愛這兩門學問的載體──文字。因此對於上有文字的古物，我有着天生的好奇及親近感。這些文字既記載了歷史知識，也呈現當時的精神面貌，就猶如一扇窗戶，為人們開啟了探究古代世界的美妙空間。
在真實歷史中，中醫是處於百花齊放的大雜燴狀態，具有不同診治思路。如將之歸纳，可分為兩條重要主線，一條是着重形而下的辨病施治，一條是偏於抽象的辨證論治。了解二者的內涵及分別，有助增加對中醫的認知能力。
我們的認知很容易遵循主觀感受而非客觀事實，從而導致認知偏誤。而文字書寫則具備轉化主觀感性至客觀理性的力量，因其並非心念之呈現，而是心念之整理，是思想重整和心態反省的重要過程。
某類社會科學術語的泛濫，必然令相對主義和虛無主義，猶如瘟疫一般散播。後果如何？那就是人人都可以盲目否定，肆意批判，輕視傳統和權威，最終必導致整體思考能力及知識基礎的低下，真正的社會凝聚力因此消散。
仝小林院士的「寒濕疫」辯證思路，很值得細心體會。我們從中既可以了解中醫臨床思維的「必須條件」和「充分條件」，也能夠認識中西醫配合中的主次關係。如此必可加强我們對於那些似是而非「中醫」論述的鑒別能力。
盲目拔高、不符合史實的「歷史」論述，看似往中醫臉上貼金，但卻很可能會混淆傳統中醫的本來面目，導致我們無法從歷史中獲得啟發及反思，更無助處理現實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