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着科技的發展，互聯網、智能電話和社交網站進駐人們的生活並帶來便利，但同時，它們也為謠言和假新聞的傳播提供了沃土。然而要增強對現實和真相的辨識能力，成熟的知情社會是必不可少的。
現時網絡科技渉及的層面非常廣泛，今次只談談將互聯網作為一個資訊平台、數碼資料載體，以及藝術創作借用展現的空間，其中技術可以如何利用的探究。
數碼人民幣必然可以刺激國家本土內銷市場，促進內循環經濟發展。可是實際成效仍觀乎內地創新政策如何配合。
如果美國大選再爆冷，在特朗普任內要重新團結當然希望不大，但即使拜登大熱勝出，他又能否實踐競選承諾，把已極度撕裂的美國社會重新團結？
中國外長王毅在一個國際研討會高級別會議上發表講話，提出《全球數據安全倡議》。他指出數據安全風險對全球數字治理構成新的挑戰，各國亟需加強溝通、建立互信，密切協調，深化合作，共商應對數據安全風險之策。
民間金融對中小企及個人借貸便利或有其幫助，但始終不能永久地由一個非正規的渠道發揮相當部分的提供融資功能。
日高義樹強調，我們今天面對的是人類經濟史上從未出現過的情況，也就是由於新冠肺炎病毒影響長期化，全球經濟出現大幅收縮，通賬，和由於各國嚴重財赤對全球貨幣兌換系統帶來衝擊。
TikTok母公司字節跳動將正式對美國總統特朗普8月6日頒布的第一道行政令提出訴訟。另據《華爾街日報》透露，特朗普政府之所以針對TikTok，其中少不了Facebook CEO朱克伯格遊說的「功勞」。
施永青認為香港局面初步是穩定的。大部分香港人還是面對現實的。他覺得，以前中央政府的責任是大過特區政府的。特區政府為什麼硬不起來，是因為中央不夠硬。
對於盛傳中的民間貸款上限調整，內地不少評論認為是大趨勢，因為實體金融市場的利率正在下調，民間貸款市場利率下調亦只是時間上的問題。
要有智慧的國民，才會有智慧的城市。但在共產黨管治下，國民太智慧便會多念頭，成了統治者的燙手山芋。
疫症衝擊多月，雖然現時似有緩和跡象，可是切勿掉以輕心，因為情況可以急劇改變，隨時再次面臨下一輪疫症，究竟我們應該如何教育孩子準備迎接不能掌握的挑戰？
教師不應該再是傳遞各科知識內容的工具，這些工作應該由教育科技去擔當；不過，教育科技不能夠，亦不應該完成教育所有的工作。
外商會否大批撤離中國，將它們的供應鏈「去中國化」近期備受關注。我們的理解，外商公司的高管對中國的看法，很大程度上會基於對疫情後全球秩序重構情況的判斷，而絕大部分高管和董事會對此還未有清晰和一致的觀點。
數據如果作為一種產品，很難用成本定價，因為數據的價值更大取決於決策的效果，而邊際成本會隨着重複使用愈多而降低。
現代社會，還很刻板的說尊師重道，就得看那是什麼樣的「師」和什麼樣的「道」了。只是出來「搵食」的師，個人沒有什麼修養，上課只照本宣科，不了解學生的需要，最擅長吹牛拍馬，這樣的師應沒有什麼可敬之處。
儘管互聯網有光輝的一方面，但網上的人際交往卻到處充滿着人類本來所具有的「性惡」陷阱。因此，一些人開始相信，互聯網不是人類揚善的工具，而是人類可用來「揚惡」的最有效工具，是「惡人」的世界。
自從修例爭議爆發後，社會的嚴重撕裂更明顯浮現。年輕人和我們這一代人的分歧特別嚴重，所以我認為我們必須想辦法，加強與他們的溝通，展開對話，才有助紓緩彼此的矛盾。
面對時事的發展，要有歷史的耐心；面對個人的發展，要有提升的方法，而不是原地踏步，希望每個人都能在書本裏找到更好的自己。
理論上，美國可以繼推動美元成為國際主要結算貨幣之後，把天秤幣打造成為虛擬世界的主流貨幣。若然成功，美國便會穩坐世界經濟一哥的寶座。
大家必須提高心理素質，調節自己的心理狀態，學懂駕馭互聯網，成為網絡世界的主人，便能從中得益，而不是成為網絡世界的奴隸。
在美國看來，華為等中國公司產品進入的網絡空間愈大，表明美國所佔份額的減少；華為所佔網絡空間愈大，美國所能收集到的信息就愈小。
人生不能光以收穫多少來衡量，而是更在乎你是否努力過，並且為此而付出過犧牲。若是沒有犧牲，即使獲得多大的收穫，也不會覺得有多大的意義。
改變不單只在於學生，更要着眼在老師。老師若只守在課室及書本內，視覺變得狹隘，知識的內容和教學的技巧都追不上也配合不到走在資訊高度公路上的學生。學習的不止學生，也不止於課室。
筆者在中大執教25年，培育數以千計修讀電腦科學的年輕人，當中不少從事互聯網專業相關工作。這群專業人士無不喜歡彈性工作時間，「996工作制」對他們而言並不適用。
很多民主的理想和為實現這些理想而設計的制度很難具有操作性。因此，在實踐層面，民主演變成分化政治，或者說，民主政治變成政治人物分化老百姓的最有效工具。
如今圖片和影片搜尋是有需求，也勢必可以實現，只是當下技術方面還未能支持。當這些問題解決了之後，我們就可以在互聯網上搜尋到任何東西了。
談論新聞自由的原因，在於陳志武教授認為中美貿易戰中，很多危機被隱藏在官方的話語之下。中國經濟有其脆弱的一面，但基於內地媒體只許報喜，很多問題被掃在地氈下，不能客觀看待。
金融科技，香港起步肯定是遲，但香港不是大陸：人口總量細市場少、城市密度高交通相對方便引致面對面的交易成本比較低、太多行之有年而沒有重大出錯的制度扼殺了創新慾望……這些都是兩地的明顯差異。
近十多年來世界的距離愈來愈小，各國領袖並無有效方案去應付國內因全球一體化引起的民粹極端主張，捉襟見肘面對窘境頭痛不已，對如何取得民粹與普世價值之間的合理平衡，又要保住執政權，費煞思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