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創新降低了先進技術的成本，並改變了許多人的生活，而這些改變亦可讓RCEP成員國受益匪淺。中國企業在繼續投資這些市場的同時，亦可促進區域的本土創新，支持這些經濟體，改善它們的公共服務。
事情總有正反兩面，人類的工業化也是。自工業革命以來，人類的財富和生活素質得以提升，但武器的發展也愈來愈精良，武器的款式也層出不窮，潛在損害大。作為世界領袖，應帶領人類作出一個最佳的未來發展選擇。
隨着時間的發展，這些情景將會怎樣演變？許多跨國企業和中國企業的管理層人員和智庫及研究機構亦曾與我交流過。可以說，大家的觀點各不相同，眾說紛紜，都自覺是有理有據的。
下一屆的香港特區政府要建立的並不是一個「舊的CPU」，而是一個具有整體和超越過去眼界和視野的能力，加上能協調強大執行力的新戰略規劃能力部門。
我一直渴望去敘利亞和伊拉克，那裏的古代歷史建築和文化，我一直嚮往，那一次在德克蘭機場，看着航班顯示牌出現這兩個國家首都，心裏面忽然興奮，在我的腿還可以走得動的日子裏，還可以去嗎？
美國極力拉攏印度，印度卻進口俄羅斯原油。對它來說，若不想當棋子，就要在兩強間抗衡，博得最佳利益。
時鐘不能回撥，不能夠再問當時如果西方政客在歷史的深度中更深思熟慮一些，可不可以避免今日的慘局？
冬奧強調了中國是國際的和平建設，進步力量，與世界各國一起向前。中國的冬奧，美國的烏克蘭行動，一起重新把世界劃分。
亞太經合組織（APEC）企業領袖高峰會周四（11日）登場，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發表講話，他表示，早日走出疫情、經濟穩定復甦是亞太地區目前最急迫的任務；亞太地區不能也不該回到冷戰時期對立的狀態。
鄭永年建議，中國在南海不應過度關注軍事、地緣政治等問題，而應更關切經濟問題，通過在南海、湄公河建設開放型經濟圈。中國也應與東盟建立開放包容、不針對第三方的新型多邊關係，聚焦解決區域問題。
有道是政治沒有永遠的敵人，也沒有永遠的朋友，只有永遠的利益。美國迫不急待向剛剛把美軍趕出阿富汗的塔利班示好，而且由五角大樓兩大巨頭出面，原因可能有3個。
哈佛甘迺迪政府學院教授艾利森（Graham Allison）認為，在這場地緣政治大賽中，美中兩國能否找到一種方式，構建並管控一場有建設性的競爭，並讓兩國竭盡全力去展示哪一種制度能為人類帶來更多福祉？
組織架構、創新能力、人才建設等企業的基本面依舊是立足之本。在此之上，企業需要有足夠的憂患意識和進取心態，在動態的發展過程中同時具備宏觀的戰略思維以及微觀的落地能力。
在約束條件下，憑對新發展大局深邃的預判，尋找新的機會，找到後儘快跳躍和重點執行，建立能力（包括通過全球資源平台的組建和生態系統），進行成功跳躍，即是戰略的第三條路。
中國絕不能四處樹敵，我們也需要思考為何中國在40年難得的發展機遇之後，我們會陷入這樣的包圍圈，甚至在我們的周圍已經形成了美日澳印四國的準同盟關係。
在中國的企業需要更好地理解如何與目標消費者進行溝通，且與不斷發展的消費需求和技術變革相適應。具備數字化思維和方法愈來愈成為關鍵的決勝之道。在這方面，不少外國企業往往落後於本土企業。
隨著香港成為「一國一制」一部分，特區政府的律政司司長鄭若驊聲稱，香港仍然會是所謂的「國際仲裁中心」，若吉布提港口股權問題提交到香港訴諸司法，你猜哪一方會贏？
新疆棉花事件表明，儘管中國消費者可以說是世界上最重要的消費者群體之一，這些CEO們對中國消費者並不嚴格遵守這一規則。企業領導者並未深思熟慮他們行為背後的意義與潛在影響。
特朗普的貿易戰、科技戰、文化戰，其實都有後遺症，拖下去美國自己也會受傷。因此，拜登必須調整策略。
疫情後的世界秩序將大有不同，而且中美關係的走向將決定未來的世界秩序。人們普遍認為，在世界的發展進程中，中國會繼續扮演重要角色，或者甚至是更為關鍵的角色，您該做些什麼？如何看待未來的世界發展？
在疫情高峰時，因中國局部的生產受到了某程度的影響，國外不少輿論隨即假設供應鏈將會大量撤離中國，不少跨國公司亦會離開，他們將會進行「去中國化」。但事實是否就是如此呢？
未來全球化仍將會是世界經濟的主規律，不過它的需求重心將從西方發達國家轉移到從西方加上中國為核心的發展中國家。
香港經濟寒冬已經來臨。這一次，冬天究竟會有多長，恐怕誰也說不準，關鍵問題是，香港會不會從此一蹶不振？
香港人熟悉的是從佔中以來加劇的動亂，但在此之前一二十年，在國際有多起的顏色革命，甚至如烏克蘭和吉爾吉斯這些地緣戰略位置特殊的國家，更是一而再、再而三，泰國只是最新的例子。
北京─台北─華盛頓三角關係的連鎖反應，將成為未來幾年三方互動的主軸。
十幾年前中國企業走出去是一個新穎的議題，隨着時間轉移，企業的關注點亦有所演變，從比較簡單的如何「出海」，進化到比較複雜的如何「成為全球化企業」等，代表着中國企業們在「走出去」這方面的不斷成熟。
對於企業來說，如何將地緣政治的干擾因素減到最低，將會是企業領導者的一個重要課題。
對在華企業而言，疫情後的新商業格局標誌着一個重新調整對華戰略、適應變化的時期。許多具有前瞻性的企業已經與地方政府開展緊密合作，並利用現有資源和能力推動城市及其產業的轉型。
各路媒體和政府將中國科技巨頭描繪成潛在的威脅，中國科技公司的全球化雄心很可能因此受阻。對中國持續的抨擊已經玷污了這些公司的品牌形象，因此他們在嘗試國際化營運時，將會面臨一場艱苦戰鬥。
企業領導者必須擁有動態的戰略思維、對周圍的局勢觀察入微，以批判眼光來分析問題，平時要讀多些書、接受多種新舊事物，不要人云亦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