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炮事件表明地緣政治的複雜性，中美競爭使菲律賓和中國之間的關係變得複雜化，中國與美國其他盟友之間的地緣政治競爭，也可以在水炮事件中輕易看出。
若王道大國經濟科技及軍事俱無實力，小國出於恐懼，也只能屈從霸主的指揮。所以中國即使在推行王道，也絕不可能輕忽實力的建設，否則自己也會頹然倒下。
在投入大量時間、金錢和精力來應用該項技術升級商業模式的同時，企業需要平衡生成式AI投資的成本和收益，重視可能會出現的道德倫理和相應監管問題。
歷史引證了大學作為知識殿堂，具有靈活應變、引領全球變革進步的能力。面對人口老化、地緣政治等問題，亞洲大學之間應戮力同心，方可發揮高等教育的真正力量。
段崇智校長表示亞洲大學應該繼續發揮其在知識方面的領導作用，促進合作和交流，以及互相學習，推動亞洲大學的進步和發展。他用「維他命」來比喻大學之間的合作，強調面對面的交流和合作至關重要，有助改善大學表現。
梁鳳儀不諱言，受眾多宏觀因素影響，過去一年香港市場較為波動，現時資金已回到淨流入狀態，至於總額是否比以前少，則可能受不同因素影響，例如地緣政治以及部分國際機構投資者對持有內地資產頭寸較謹慎等。
近年的地緣政治關係變化、新經濟大國的崛起，以及對全球金融體系穩定性的擔憂，都令去美元化再獲得新動力。與此同時內地政府一直在推廣人民幣在國際貿易和金融中的使用，人民幣將會逐漸成為國際貿易的主流嗎？
在充分發揮中國優良的崇文傳統及祥和力量的同時，也要凝聚中華民族的綜合能力，維護國家主權統一，化解各種歷史問題，進行自我調節，建立論述話語權，把中國傳統的祟尚和平精神向全世界宣揚。
北京三番四次敦促香港要就《基本法》第23條立法，但特區政府一直趑趄不前。特區政府的主事人也許還沒有察覺到，國安議題從2012年開始已不再是憲制責任「咁簡單」，而是中南海的首要關切、是重大政治任務！
今日是「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港澳辦主任夏寶龍在開幕典禮暨主題講座上致辭。他表示，香港當前的好局面來之極為不易，因中央全力支持、全體香港人民付出艱辛努力和巨大代價換來，值得倍加珍惜和呵護。
作為教育工作者，既不能影響科技的發展，卻可以積極發揮科技的積極效用，也應該研究（尤其是對學生的）負面風險。這方面，香港的教師，看來也是頗有優勢。
要真的做到「由亂轉治，由治及興」，關鍵在於包容及凝聚社會，公關和派錢都解決不了管治深層次矛盾。
港大校長張翔教授與4位全球頂尖科學家在首屆香港大學校長論壇上，就科學在保障人類的未來，以及應對氣候變化、實現可持續增長發展和解決老齡化等全球問題上扮演的重要角色進行探討和交流。
2022年初，被視為災星的土星，開始進入壘壁陣之塞外方，其軌道橫跨壘壁陣，出現代表各走極端而導致戰爭之象。土星什麼時候才脫離壘壁陣？戰爭何時才會完結？
今天亞洲正在面臨歧路，究竟是和平還是戰爭？問題尖銳，有必要及時作出明智的選擇。就在今天，土耳其和敘利亞正發生嚴重的人類災難。在昊天罔極的災難面前，我們能不驀然驚醒？
行政長官李家超對獲聯合國不同機構委聘的12名香港年輕公務員，提出若干「寄望」，特別是要求他們「肩負起說好香港故事的責任」。可是這良好意願看來值得商榷。
大陸一直反對外力介入台灣，但美國及其盟友對台售武、加緊圍堵中國也一直沒有停止過！這種對着幹的形勢，最終可能會重蹈俄烏戰爭覆轍，台海終於難逃一戰！
疫情放緩政策改動，赴日旅遊重回生活後常聽到人們不諱言，把「去日本旅行」稱作「返鄉下」。本來當作一句戲言並不成問題，但真正問題是，他們講的時候是很認真的！
愈來愈多的公司也意識到，中國已經成為了創新的靈感和知識源泉，並且如果想要在中國獲得成功，他們需要深度理解並參與進來。對於其中一些公司來說，中國戰略甚至是他們全球戰略的核心，當中包括什麼？
今年的《施政報告》中，特首李家超特意強調了吸引人才對香港目前狀況的重要性。新加坡被認爲是香港引進人才路上的主要競爭對手。這樣一個彈丸小國，為何值得我們特別注意呢？
法庭總會說年輕不是藉口，又會說犯了刑事罪行便要負上刑責，但也要看看在幕後秘密地策劃、慫恿、煽動、安排、提供物資的人的責任。
經過3年的疫情打擊，加上全球政經環境大變，疫情過後，更大的震盪也許才剛開始。而全球產業鏈重組、美歐全力「去中國化」，都動搖了我們過去對政經世局的認知。在這個大時代，政府的領導能力特別重要。
香港大學香港人文社會研究所所長陳志武教授出席灼見名家八周年論壇時表示，2022有三件大事改變了世界局勢，令中國經濟過去40年增長所依賴的條件改變，「只談生意、只談賺錢」的國際規則已成為歷史。
政府把《基本法》23條立法工作從今年立法議程抽起。前立法會主席、香港政策研究所副主席曾鈺成認為，過時草案無法應付新的國安問題，因此需要撤回法案修改。為何不能先立法後修改？一起聽聽他的分析。
中國的宏觀環境在不斷的變化和發展中，因此企業戰略家必須採取非線性、多維和跳躍的思維方式去思考問題。
不少跨國公司已經認識到了有效利用中國市場機遇及應對競爭挑戰的方法。當跨國公司在中國的認知不斷演變之餘，他們考慮的因素亦在不斷調整，思考探索着更基本的要素。
估計中國人是不敢放大量資金在新加坡，就算香港人可以去新加坡工作，新加坡政府都是得物無所用，那些去了新加坡工作人很快就會被踢走，咁危險的事，唔會有太多香港人願意去新加坡工作。
「後疫」並不等於回到疫前；「疫後」往往意味着疫情完結後，打掃災場。「後疫」卻代表着迎接一個新的時代，和以前完全不同。
筆者希望新任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能借力香港國際創科中心，引入更多內地及國際創科企業來港落戶發展，推動香港再工業化。
中國近代史與現代史刻劃着中華民族變法圖強、洗刷百年國恥的嘗試與苦難，本質上是為了令國家擺脫明清時代的厄運，以達至民族復興。可是，現在國家卻有可能在重蹈明清時代的覆轍，這無疑是對歷史的一個極大諷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