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國和全球「去中國化」的逆勢中，中國如何走出被孤立的困境，首先需要防止中美經濟脫鈎，而這需要在內外政策上做到李小龍所說的──打破「把自己束縛及扭曲在別人預想的模式之中」。
在一國兩制下，香港的科技有機會發展。中國微型科技在貿易戰不斷美國打擊，對香港來說是機會。一帶一路、大灣區對香港都是機會。中國國策推動創新，對香港很大機遇。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預計2019/20年度赤字為378億元。財政儲備在今年3月底預計為11331億元。政府會向18歲或以上的香港永久性居民發放1萬元，預計措施可惠及約700萬人，涉及約710億元開支。
香港有東方之珠的美譽，被認為是世界先進城市之一。唯原來香港在物流政策上，比不少地方更為落後。
當中國愈來愈接近恢復其於人類歷史舞台的中心地位時，面臨的挑戰必然愈大，戰略情勢也必然更險惡與複雜。
中聯辦主任駱惠寧昨晚（15日）於2020中聯辦新春酒會致辭表示，珍惜香港這個家是所有真正關心香港、愛護香港的人的共同心聲、共同期盼和共同責任。
中美貿易摩擦持續發酵，至今仍存在許多未知之數；歐洲多國亦陷入政治亂局，經濟前景難言樂觀；加上近期香港內部社會衝突不斷，皆令本港經濟前景蒙上陰霾。
伊朗是產油大國，西攬運油戰略要地霍爾木茲海峽，東接與中國友好的巴基斯坦。中國在這地區有重要戰略利益，石油仍是她發展所需的血液，這區域亦是一帶一路市場的各國交集之地，實不容有失。
內地經濟愈來愈差是基於結構性和制度性的問題，中美貿易戰只是將中國的弱點全面反映出來。
執業資深大律師梁定邦從地緣政治及經濟層面闡釋中美紛爭的因由及歷史背景，認為中美雙方須朝着找尋共同利益及互相了解的方向發展，才可望收窄分歧，化解貿易戰談判的困局。
一帶一路的目標並不是解決中國的產能過剩。畢竟，所謂的產能過剩，只是周期性問題，一兩年就可以解決。
斯里蘭卡的漢班托塔港口項目，被美國政客稱為一帶一路「債務陷阱」的典範，並指「債務陷阱外交」是中國政府在一帶一路倡議的核心策略。筆者從2018年初就開始跟蹤漢港情況，本文分析漢港情況，探討事情的真相。
人皆道「一帶一路」機遇難得，要牢牢抓住，發揮優勢、施展才能，便能闖出自己的新天地。但是究竟該怎麼做才能成功？秘訣如何？今年盛暑，有幸和陳博士、多位貴賓一同前往越南，從中明白了什麼是成功之道。
香港明星食品綜合貿易公司經營至今超過10年，現時是阿聯酋規模最大的新鮮食品貿易公司之一，也是數一數二的易腐食品及冷凍食品冷鏈物流及倉儲服務營運商。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騰華表示，無論中美貿易戰進展如何，香港須充分利用基本法賦予香港作為單獨關稅地區的制度優勢。
9月25日至10月2日假香港荔枝角饒宗頤文化館舉辦「一帶一路與大國外交七十年」主題系列活動。透過高峰論壇和圖片展等，展示中國邊境風光。
美國也不再是世界最後的消費者所在地，中國可以在歐盟、東北亞、東盟，甚至一帶一路國家，找到新的市場擴充地，而美國卻無法填補中國市場的空白。因為盟友們事實上亦是競爭者，自己也有同樣產品，世事就是如此。
建設大灣區的基本要求，就是深化改革。世界經濟不確定、不穩定因素增多，中國的深化改革、市場開放已逼在眉睫。
大澳筏可中學惲福龍校長以身作則帶領學生走上學習自信之路。鄒秉恩校長主持的「才俊飛昇」之路，同具教育意義。
由「無形之手」指引的經濟發展，政府若認為勢頭不錯，可從旁協助輔助；若政府反其道而行，行「計劃（指導）經濟」，在「財雄勢大」的全力催谷下，不難成事，但其延後的沉重代價，必會令有關國家元氣大傷！
順德柬國之行，給同學的不只是對兩地歷史、發展、經濟異同的認知；更多的是把大灣區、一帶一路的虛空觀念換再實在的認識。兩個地區的機遇重重，能否把握首重自己的能力，再其次才是際遇。
灼見名家首場名家飯局，邀請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副院長盧兆興教授主講地緣政治看大灣區發展和機遇。
選擇大灣區，那甚至能給你更好的生活保障，還有可能名留青史；但我卻選擇退讓，我的「道」是盡可能減省開支，從而帶給自己空間，同時還能享用我所認同的優質生活，並尋回我的自由，無須緊隨他人的範式。
基礎設施和互聯互通建設應當是一帶一路的初心。把一帶一路做得更有效率、更好和更可持續，也是今天中國所考量的問題。
美國在海洋上仍然是不可挑戰的霸權，在金融和互聯網上儘管美國保持領先，但也感受到了來自中國的壓力。在中美貿易戰中，美國竭力打壓中國的知識經濟和技術並不難理解。
博匯智庫早於2017年提出「海上飛地」的構想，倡議在香港南部位於珠海行政區範圍內的伶仃島、擔桿島和萬山群島一帶水域填海造地約120平方公里，建立「海上飛地」。
第四屆「互聯網經濟峰會」主題為「數字經濟・締造未來」，將雲集環球與本地的頂尖科技界鉅子與重量級嘉賓，探討企業如何捕捉由數據驅動創新所帶來的機遇，開拓前所未有的龐大商機。
1900年八國聯軍攻打中國之後更加劇了下行趨勢，一直到1978年中國GDP佔全球比重達到最低後，終於又出現了拐點——一個振衰起敝、轉衰為盛的轉折，此後40年來一路上行。
政府的「幫助之手」是很多國家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東亞的「發展型政府」尤其是日本、韓國和新加坡，政府的「幫助之手」發揮到了極致。
「非路帶經濟」與「路帶經濟」之間的基礎建設指數變化，很可能與中國大力推動區域內建設有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