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力拼經濟、為社會創造更多機會和財富，可為社會應對各種問題締造有利的條件和環境。每個發展階段，都難免遇到挑戰，我們直面應對的同時，更要把目光放在更大的機遇和前景上。
數以千計家族辦公室在港成立，有助提升香港地位？為什麼金融業分項計算 香港比新加坡更優秀？一起聽聽香港浸會大學工商管理學院會計、經濟及金融學系副教授麥萃才的分析。
恒生銀行顧問梁兆基認為，外國意圖削弱香港集資能力，以重挫國際金融中心地位。而貿易和金融業是本港經濟命脈，必須加以保護。一起聽聽他的分析。
我相信大家都接受香港需要求變，但香港的問題不是短期服一兩劑藥可以解決得到，更不是等9月聯儲局減息便天下太平。這求變的過程，會是漫長而且痛苦的。
中國絕對不能學美國，一旦遇到外部壓力，就搞起貿易保護主義。相反，中國要承擔起大國的責任，通過高水平開放來實現共贏。今天，對愈來愈多的國家來說，中國本身的開放就是推動世界經濟再平衡的最有效的國際公共品。
至於「香港已成國際金融中心遺址」之說，我認為金融市場和環球政經形勢都是動態的，我們不應該停留在緬懷過去。况且， 改變往往帶來新的機會。北京必須認識到在美國圍堵之下，國家更需要香港這一對外窗口。
對比食肆業，其他服務業面對更大的波折。旅遊業受到最大打擊，金融業（特別是金融市場及資產管理）則出現了反常的趨勢。
金融業的真面目，可能比大部分人所理解的遠為複雜和微妙，業內跟業外人士的看法，可以有很大差異。
筆者認為，在虛擬資產交易這樣一個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創新金融課題上，香港既要「跑得快」還要「跑得穩」，就必須要秉承「開放、兼容、共贏」的理念。
現在失業率是百分之3.4，根據趨勢，最遲半年左右就可以重回以前失業率只有百分之2.8的全民就業情況。不過，賺錢的行業卻不太怎樣恢復。
美國僅15%貨幣進入實業，其他都在金融領域。資金流入股市而非研發，侵蝕了經濟實力。但它救實業的努力，卻又傷害了國際分工的好處。
過去三年，港深兩個城市最具體的向對方靠近和示好的行動，無過於深港前海合作區擴大，以及香港前所未有地提出了北部都會區發展戰略。兩者在發展面臨什麼挑戰？有什麼可預期的前景出現？
我有很多海外朋友都跟我說，只要香港仍然堅持入口隔離檢疫和有封城風險，他們都不會考慮返回香港定居，或到香港做生意。當大家愈習慣了Plan B的時候，重返Plan A的代價便會愈高。
經歷了世界大戰，回歸洗禮，發展至今，西方政府的強橫只會讓我們更堅韌。這遍土壤驕傲地以袓國為核心，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打造綠色創新可持續的金融中心，不屈不撓地寫下歷史新篇。
他們不習慣凡事都要上綱上線，用國家安全與社資競爭的角度來看問題。他們的觀點雖不一定完全正確，但香港要挽留人才，那就得照顧他們的看法。
香港總商會總裁梁兆基周一（11月29日）出席「北部都會區規劃及創科新布局」論壇，他建議，香港可以泛城化，即整個香港城市化，才能將經濟能力覆蓋大灣區，促進港深以至大灣區產業合作。
筆者最近剛從德國柏林回來，有個小小的感觸。從東西德的分離與復合，不難令我回想香港100多年的殖民地統治97年回歸祖國懷抱。
香港周邊城市的發展，並不意味着香港就會被取代；香港打不死，靠的不是中央規劃，而是我們的制度優勢。
滙控首季表現最好是零售及財富管理業務。相反工資成本最昂貴的投資銀行表現平平。彭博統計滙控投行歐洲排名第七，美國12大不入，港新股包銷及保薦排名亦由前年11降至13。
隨着內地金融業發展愈趨蓬勃，香港的證券市場更顯得是中國的「主場」。中港金融業未來將會是如何互聯互通？粵港澳灣區將會如何實行金融科技一體化？
一個社會，講求遊戲規則。投身當代金融界，無CV、無家底、無關係、無人際網絡可能是「輸在起跑線」的先天缺陷，但難道我們就看着寶貴的人才資源白白浪費？不及早給予基層下代機會，這些人才怎能上流？
1841年香港開埠時，曾被謔稱為「荒蕪石頭」，但最終卻能從小漁村發展成國際金融大都會。
一紙MBA文憑，在青雲路上有多大的增值能力呢？
在社會陷於政治化的環境下，我們盡量利用我們的多項優勢克服難關，開始逐步收復失地。
香港太過依賴金融業，所以往往當金融業發展不穩，股市亦受到震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