嶺南大學前校長鄭國漢教授任內經歷過多次社會運動，他如何看待大學在這方面的角色？立法會早前討論修訂《嶺南大學條例》，包括學生會會長不再是當然校董，鄭教授又認為學生會有什麼角色？一起聽聽他怎說。
近年社會運動中不乏年輕人的身影，資深銀行家、專欄作家張建雄有感而發，分享他利用中國傳統經典多年養育兒子和孫兒的經驗。一起聽聽他的想法。
本社日前獨家專訪即將榮休的嶺南大學鄭國漢教授，從10年校長生涯的回顧、博雅教育的看法、嶺大新發展、大學愈趨政治化的觀察乃至中美角力對香港經濟的影響等皆有觸及，今日率先刊登他最難忘的兩次政治事件。
每人頭上的天空都不一樣，從個人角度去討論去留的宜與不宜，是沒有意義的。討論這問題，必須從香港人整體利益出發。
那些令我們自以為傲的地理「條件」和社會「優勢」，究竟給了我們什麼？又令我們失去了什麼？我們本身具備了什麼？又欠缺了什麼？
2019至2020年的政治風波後，香港不少人遭逢到一種絕對價值的崩塌，陷入了虛無主義的狀態。後真相時代的出現，令人們只能在虛無主義中不斷輪迴，無法解脫。
本篇將介紹被譽為「鹽商第一樓」的盧氏古宅。此外，也因揚州之故，想起江澤民當年對於香港某類記者的評語。
80年代初期港英政府推行地方行政，在區議會層面引進選舉，社協是首個積極介入選舉的民間組織，但當時社工界意見紛紜。馮可立認為，無論是真民主、假民主，都要令它成為真民主。
柏克認爲政治適合人性，而不適合人的推理；BBC文章則建議當聽到喜愛的歌曲時，我們應該對「音樂」做些思考，而不是全心投入，並引用了James Brown的歌詞作爲結尾：「心情不錯，不代表你不會做錯事」。
港大最近因爲一批不成熟的學生代表犯了嚴重錯誤而不承認學生會的地位，變成校外組織，終結過百年的夥伴關係，是否過於草率？一間排名世界前列的百年學府失去了學生自治的機制，將來會培養出怎樣的人才？
經過反修例運動後年輕人如何面對未來？香港教育大學前校長、運輸及房屋局前局長張炳良教授認為，年輕人應樂觀未來充滿變數與希望，大學生對社會具責任應該有承擔 ，需要腳踏實地非紙上談兵看得遠。
之前的路之所以這麼難走，是訂錯了目標，選錯了途徑；自從調整了路向之後，才發現「風景這邊獨好」。
香港中文大學前校長、社會學系榮休講座教授金耀基提出，今時今日大學校園與社會政治已經無法分離，並且非常紛亂，作為校長不能跟着學生走。一起聽聽金教授精闢分析。
作為一個學科，通識教育的發展，等同這個學科的命運都是有起有跌。《施政報告》發表後已有某些變革措施的吹風，令關心通識科發展的學者和前線人員對科運的未來走勢有所憂慮。
黃賢在拔萃求學時深受拔萃精神的影響，敢於求變、敢於挑戰，而Mr Lowcock對他的關懷更是如春雨般潤物細無聲，令他銘記至今。
拔萃校友黃賢應筆者之邀，接受採訪，暢談Lowcock校長教諭之道。一個甲子歷練後回顧，其治校哲學不僅做到「道而弗牽，強而弗抑，開而弗達」，還能因應時勢做到「放而弗縱」；令他終生受益。
今年中小幼學生實際有得上課的日數，與往常年返學約190日比較當然少很多，網民隱喻今年學生將會學不到什麼吧。從另一角度去思考卻正好相反。
短短兩年，整個社會變化之大，前後對比，不禁潸然下淚……但傷心有用嗎？
大學聯校就業资料庫的數據顯示，3月份的職位空缺是3748個，比去年同期的7432個，大減一半。在僧多粥少之下，應屆畢業同學勢將面對求職逆境。要打贏這場求職戰，就得進退有道，採取「定向降準」的策略。
僧團除了傳法，還有團結信眾，和顯示人和的典範作用，因為人有很多習性，有群組就有人事問題和煩惱。
當前社會上有種說法，把幾個月來的騷動歸因於年輕人，「年輕就是犯罪」，甚至指執法者專門針對年輕人。也有另一種說法，騷動出現後把社會的上一代人與下一代人對立起來；所以失去的不是一代人，而是兩代人！
世界如何變得如此憤怒？沒有多少年前，人們都還在講全球村、一體化、互相依賴、世界和平等等，但今天的主題詞則變成了逆全球化、脫鈎、衝突和戰爭了。短短數年，今非昔比。
信息社會導致了人們尤其是年輕人的意識「飛躍」，年輕群體在沒有養成自己的思考能力的時候，就擁有了無窮的選項。
香港人一直十分重視新聞自由、言論自由等權利，思考如何管制媒體應不是好的選項；反之，如何令受眾有能力處理接受到的海量訊息才是出路。
儘管互聯網有光輝的一方面，但網上的人際交往卻到處充滿着人類本來所具有的「性惡」陷阱。因此，一些人開始相信，互聯網不是人類揚善的工具，而是人類可用來「揚惡」的最有效工具，是「惡人」的世界。
政治啟蒙及教育確實應該從小做起，但讓孩子走上前綫並容許他們在令人膽戰心驚的暴力面前，會讓他們蒙上一世陰影，這是否值得呢？
本文想藉過去多場社會運動的發展與結局作出一些分析，進而指出當前運動的死局與出路。
對「堰塞湖」的處理，不管是「外部手術」還是內部變化動力所致，人們還可以找到一些普遍性的規律，而這些規律對理解社會抗議運動具有很大的相關性。
由抗爭的開始到了目前的狀況，這早已不再是一個「殘局」，而變為一個「死局」。
過分簡單將社會問題歸咎教育，或歸咎某一高中科目，如果出現誤判，錯怪教育界，不但打擊正在發揮正能量的老師士氣，也有可能被偏鋒分子利用，引發另一社會爭議，攻擊現任政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