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統計，特區政府由1997至2017年合共收地169次，平均每年8次。相比之下，今屆政府在收地上的態度和速度，明顯異常保守和極端緩慢。
香港的土地、房屋問題製造社會深層次矛盾和擴大貧富懸殊，中央領導對此表示關注由來而久。除了澄清錯誤引述外，政府更應該用事實證明，本身是有能力去解決中央關注的房屋問題，毋須中央幫忙。
在位處北方的新界西北和新界北尋找有潛力的區域，進行新發展區式的高密度、集約而宜居式的發展，是最能滿足上一篇文章所述的三個條件，可行而合理的發展方向。
就算一張廁紙，都有佢本身嘅用處，更何況一幢樓房。不是囤積居奇，亦不是非理性炒賣。香港的房屋問題，從來也是供求問題。
團結香港基金發表最新的土地及房屋政策倡議報告，研究分析顯示公私營房屋供應將面臨斷崖式下跌。
大灣區是影響香港未來幾十年的國家戰略，任何其他議題都要讓路。相對於大灣區議題，香港的土地供應問題，以至香港的財政預算案，都是香港的局部問題。
30年過後再回望，「玫瑰園計劃」可謂奠定香港發展基石，作用無容置疑。為何現時社會卻只將整個發展藍圖局限在居住問題般短視？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發表的報告，受到來自不同方面的抨擊，是意料中事；小組意想不到的，是報告發表的時間和方式，也備受非議。
有錢好辦事。林鄭上任之初提出理財新哲學，就是要「採取前瞻性與策略性的理財方針，善用盈餘」。她也表示對過去幾年本地經濟增長的表現「不甘心」，認為增長幅度可以更快。
香港不是地理上沒有地，拿不出土地，主要原因是政治問題，用任何的一種地，都必會有不知從哪裏跳出來的利益集團反對，他們也大多懂得以自稱為正義作包裝。
市民對開發郊野公園的支持度是倒數第二，僅高於誰都知道是荒謬的淡水湖選項，真是不提也罷。
從戰後到如今70多年，賣地的收益一般都遠超填海的成本。如今坊間認為人工島是「倒錢落海」或者「燃燒儲備」，完全忽視土地是香港最寶貴的資產，政府可以通過賣地收回增闢土地的成本。
為什麼反填海的人所估的1萬億成本便不可接受？任何涉及未來項目的成本效益分析都必然是估算的，但估算的質量或準確性卻必須看看背後所用的假設是否合理，或只是拍拍腦袋隨口亂說。
行政長官在準備撰寫《施政報告》時，曾不停地呼籲公眾對報告內容發表意見；人們會以為，寫入施政報告的東西，都是來自大眾的，人們期待的；而不是出自密室的，令人驚詫的。
有人話若果黃主席沒有開記者會質疑政府點解土地供應由1000公頃上調到1700公頃，令他和他的小組作做的事變成徒勞無功，甚至有被政府玩弄的感覺，他的確可以攞大紫荊勳章。
林鄭說，「明日大嶼」分階段進行，首先研究1000公頃的填海，然後才決定最終的填海規模。既是如此，《施政報告》為什麼不可以說繼續研究「東大嶼都會」計劃，考慮在原來的1000公頃之上增加700公頃呢？
在「明日大嶼」上，林鄭說身為特首，倘待社會得出共識才行動，是不負責任，也不符社會期望。
搵地小組是棧道兵，作用是掩人耳目，亦達到目的，林鄭今次做法比「議而有決，決而有行」更進一步，就是「行而不議」，政府認為應該做就去做。
政府報告的行文方式令唯一的讀者誤會支持開發郊野公園的人是主流，以及基層團體一面倒支持開發郊野公園，偏離事實很遠，我們十分失望。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用心良苦，搞諮詢又搞民調，然而大部分諮詢會都變成不同團體公開高喊他們的訴求，甚而互相對罵，卻看不到不同意見互相交流的場面！
土地用於營造營生環境，這是一個維繫社會安寧的原則問題，同時，這不是一個短暫的眼前問題，是為後代設想的一個可持續發展問題。定了營生環境，確定營造營生環境的土地用途，城市規劃才有意義。
石禮謙指出，房屋問題不是居住環境的問題，而是社會問題。問題不是香港土地缺乏，而是政府要用心地關心市民，令社會分享更公平。
目前，香港對填海所得土地用途的監管十分有限，這個問題從審批工程到項目竣工之間一直存在。
在諮詢土地供應期間，政府應保持中立，以防止諮詢結果被政府言論影響。
覓地發展對香港長遠經濟發展，以至未來繁榮究竟只能夠惠及社會少數抑或造福全民，同樣至關重要。
特區政府應當理解和重視全球局勢對於香港民心的影響，充分認識、估計管治和施政面臨新的困難。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主席黃遠輝為人厚道，只是點出「刻意製造民意的行為」，沒有指斥刻意破壞諮詢活動的無賴行徑。
我素來認為政府不應管太多事，市場能解決的問題，政府便不要管。但無政府主義更糟，政府有她的角色，應要管的，便堅定有力執行，若非如此，容易跌入「公地悲劇」陷阱。
試問少數人玩高球多一個場地重要，還是千萬個家庭改善居住環境重要？
正本清源，公屋私樓供求錯配，源於私樓市場失效，而後者源於辣招過猶不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