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人憑着良知、愛國心及同胞情支援及參加了這個爭取民主的社會運動；然而，僅在數日之後，鄧小平出現在電視上，巡視戒嚴部隊，輿論開始轉變。部分香港人的良知出現畸變，愛國心及同胞情也隨着北京的指揮棒而變質。
一帶一路的重點是基礎設施建設，而正如中國本身的發展經驗所顯示的，基礎實施建設對經濟發展至關重要，基礎設施建設本身就是經濟發展，而它又是其他方面經濟發展的前提條件。
40年後回頭看，恐怕内地尚未完全擺脫歷史包袱。當年改革開放是在内憂外患的艱苦境況下逼出來的，痛定思痛，上下求索，雖找到致富的門路，卻迴避了深層次的再造，踟躕於前，問題積重。
習近平這些表面上懇切、謙卑、寬大、柔軟的語言面紗之下，卻包裝了重大的政策轉變。這些變化，都是值得台灣朝野重視並研究相關對策。香港20年來令人扼腕嘆息的沉淪，也許值得台灣當局深入研究。
無數歷史事例說明，「限制社會上不同意見的表達和討論」的弊端，更應被加入成為當前一項具顛覆性的錯誤，妨礙着中國的崛起。
歷史是弔詭的。革命畢竟經常在發生，所以人們可以說托克維爾陷阱或者其他形式的革命陷阱是存在的。但同時，至少東亞發展模式也表明了，革命的陷阱是可以避免的。
「心安理得，海闊天空」是梁啟超的名言雋語。筆者從解讀《射鵰英雄傳》學會要用「調轉」的方式來更好領悟其中意義。原來得到道理方能安心，才可感嘆天空海闊，自由自在。
文革結束，中國大陸在經受巨大的人為災難之後，得到教訓與警示：前30年的根本政策必須改弦易轍，以求國泰民安、繁榮富強。
韜光養晦不能成為軟弱無能的遮醜布。 在當前的歷史環境下提韜光養晦，就是投降路線的代名詞。
過去幾年的發展，我們看到當年鄧小平為防止文革悲劇重臨的三個制度建設（禁止個人崇拜、避免權力過分集中、領導人任期限制）都被一一拆除，這就為文革重臨敞開大門。
如果馬克思主義不能有效中國化，就很難解釋中國的實踐；如果馬克思主義不能解釋中國的實踐，它就只能成為一種純意識形態，會失去其現實生命力。
今天，中國每年申請國際發明專利的數量超越了日本，估計約兩三年會超越美國。這些數據不一定能正確反映科技的進度或水平，何況中國的人口是美國的四倍多。重要的中國科技邁步前走的證據在深圳。
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是否「馬照跑、舞照跳」便算數？當然不是，港人最關心的，恐怕是對私人財產物業的三權保證、和法治下享有的既有自由。
英國人決定撤走，我們唯有接受現實，希望延續近乎英治時期的行政制度和管治。
高志森導演在錢的面前，學生的熱誠和生命以至母親的愛，根本就是次要的，就讓他們都化作灰燼吧。
在政治領域，90年代的「小真相」改革意義並不亞於「宏大真理」，構成了鄧小平遺產的重要組成部分。
正因為近代變革沒有成功，濃縮了的歷史和變革動力最終在80年代爆發出來，造就了今天的中國。
這次由貿易順逆到301調查到中興禁運到核心科技，不是單一事件或局部事態，而是系統性的中西交梳、較量、衝擊、融匯 、轉化、蛻變，而且環環相扣，亦不是近幾十年的事，而是200年的累積。
撇除確保一國兩制不走樣的國策，香港的言論自由有非常重要的實際價值。
習近平的計劃，雖不至於石破天驚，但還是有點出人意表。
郭鶴年形容自己完成《南華早報》的交易後的感覺：「掃一下眉頭，舒一口氣回答道：『噓！』」
中國社會已經沒有階級鬥爭，現在要以經濟建設為工作重點，發展社會生產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這成為中國改革開放的指導思想。
香港將如何走出目前所處危險的法律旋渦？沒有人知道，但我們必須面對現實。
從中國的角度來看，回歸是指中國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意即中國只是有一段時間因為種種原因散失了主權，但這個主權從未斷絕，一直存在。
美國為首的西方工業國家若群起跟中國打貿易戰，我們手上有什麼武器？該如何應對？這是我們應該理性評估的。
民族情緒或有助一時的政治氛圍，但是對經濟發展未必有什麼助益，甚至不無負面後果。尤其是中國目下經濟結構，與世界各主要國家息息相關。
習近平深謀遠慮，斷估他會明白權威管治需要建基於強人，這是作為過渡的一種。
當年回歸談判期間，香港人理解的一國兩制、高度自治是香港可協助國家現代化，作用獨特且無可替代，因此北京願意容忍差異，並給予香港在基本法下50年不變特殊地位。
即使今天，中國需要美國之處大大多於美國對中國的需要。那些聲嘶力竭叫喊打倒美國的中國人不是無知，就是別有用心。
只要台灣一天不宣布獨立，北京仍可以讓現狀繼續維持，不會採取激烈手段去解決台灣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