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是中產階層的地位，還是脫離貧困的人口，中國人的社會制度基礎都不足。中國政府在這些社會公共品領域，不僅沒有足夠的制度建設，反而遭到破壞，是貧窮問題的成因之一。
港澳辦常務副主任張曉明表示，香港局勢的發展變化已經到了已故領導人鄧小平所講，「非中央出手不行的地步」，中央出手處理香港的國安立法，既是勢在必行和理所當然，也是現實政治下的必然選擇。
全國人大會議通過授權人大常委訂立「港版國安法」，法例未出英國首相約翰遜和外相藍韜文雙雙指中國違反《中英聯合聲明》，立法會前主席曾鈺成認為，兩人對《中英聯合聲明》毫不了解。
鄧小平之後，何時會再出現另一個有同等遠見、胸襟闊大、和當機立斷的國家領導人？在適當的時候作出適當的修正？而祖國的最終和平統一，以目前台海兩岸的發展去推算，多政黨共存治國是無可避免的。
香港未來能否依然艷光四射，還是逐漸褪色，取決於由中共領導的中國政府如何制定和執行對港政策。政策可以分為三個階段，分別由時任最高領導人拍板決定，下面如實執行。
如果因為高層鬥爭而來一次犁庭掃穴，對國家穩定、國家安全、人民福祉又有何好處呢？這個劫，能否消除呢？
何謂共產主義？或更準確的問，何謂有中國特色的共產主義？本文試圖循一個歷史角度去簡介共產主義，由它的源流講起，經馬克思、俄國化後傳到中國，再經過毛澤東和鄧小平的中國化後維持至今，和今後的展望。
美國要力爭5G市場，但卻欠10萬技術工人建5G基站，國內尚如此，到2026年也無法完成，又限制移民，但人才庫在中國，只要中國人不去，就無可奈何！
假如我們細心觀察一下，不難發現香港問題與武漢肺炎兩者的癥結均是信息失靈：香港與武漢的真實情況同樣傳不到中央，或者遭人強行壓下，地方首長又只懂緊貼中央方向，直到大爆發時為時已晚，欲救無從。
中國如欲擺脫這歷史的必然性，就必須盡早在香港問題上痛定思痛、狠下功夫了。
香港和澳門，是在不同時間、不同空間、不同條件之下分別誕生的；兩地是兄弟，但不是孖生兄弟，更不是連體嬰。
兩位相識半個世紀的學者難得聚首，暢論中日關係。他們均認為兩國的經濟實力近年雖出現逆轉，但日本的社會發展進程仍值得中國學習。
香港人爭取民主挑動不了中國的民情，習主席可以放心。但中央在香港霸王硬上弓，卻令國家在全球輿論失分，影響中國在全球的布局。
香港新聞博覽館剛開始了一個名為《內地採訪70年》的專題展覽，讓行內行外的人重溫70年來香港記者到內地採訪的難忘片段，從中也可回望70年來新中國的發展。
香港台灣經濟下沉一段時間不可免，要浴火重生，要解決這一大批深層次問題，如何令港台人士同意認祖歸宗，是中國人的第一大事。
我們要擔心的不是香港在2047之後怎麼樣，而是從現在到2047怎麼樣：眼前這場政治風暴何時完結？風暴過後，「一國兩制」能否排除障礙，順利發展，贏回香港市民和國際社會的信心？
「一國兩制」當然是解決九七歷史問題的權宜性方案，因為「香港獨立」和「一國一制」皆非選項。但「一國兩制」也是配合中國改革的共贏方案，實踐得好，內地和香港儘管制度不同，都能獲得發展新動力，此乃實在性所在。
加多一個50年不變，起碼會減低現時香港年輕人的逼切感，暫且放下手中的雨傘和雞蛋，回復到較平靜的生活，而港獨市場，亦可能因此會變得更小。
我們懇請習近平主席在這個關鍵時刻，考慮宣布香港的一國兩制延長25年，這將是一個經過慎重分析及具前瞻性的決定，與鄧小平當年的決定同樣具有深遠的影響。
反政府活動多次出現衝擊一國兩制原則底線的行為，對中國政府進行挑釁。如果中央政府認為香港的局勢已對國家主權和安全構成威脅，而特區政府又不能制止，中央政府決不會坐視不理。
中國大陸實施的是縱向管制的「人民民主專政」，而英國實施的是橫向制約的西方民主政制。要在香港實施大陸式的政體，顯然是行不通的。
中聯辦主任王志民認為香港有極少數人挾洋自重，甘當外部勢力的馬前卒，企圖攪亂香港、亂中取利。這些行為應當引起全社會的高度警覺和堅決反對。
八九民運激起港人的盼望與失落，是一份休戚與共的經歷和感受，透過支聯會年年勤加「拂拭」的煥發，在港人心中建立起來的集體記憶，不僅沒被塵封與磨滅，反而隨時間的推移而更為港人珍惜。
當時的天安門長期被佔領，政府必須確保首都不能再癱瘓，要有斷然措施恢復北京市的秩序與民生安全！兩股力量膠着對抗的結果，終於發生不幸的流血事件，彼此對話終止，傷痕到今天依然存在！
6月3日軍方向天安門推進，在直升機支援下，學生開始撤離廣場，到6月4日早上6時，天安門已完全掌握在解放軍手中，51天的學生運動結束。
程翔認為，習近平上任多年，除了逐步破壞一國兩制的政治基礎外，還將香港的機制拆除，使一國兩制受到嚴重的衝擊。
香港人憑着良知、愛國心及同胞情支援及參加了這個爭取民主的社會運動；然而，僅在數日之後，鄧小平出現在電視上，巡視戒嚴部隊，輿論開始轉變。部分香港人的良知出現畸變，愛國心及同胞情也隨着北京的指揮棒而變質。
一帶一路的重點是基礎設施建設，而正如中國本身的發展經驗所顯示的，基礎實施建設對經濟發展至關重要，基礎設施建設本身就是經濟發展，而它又是其他方面經濟發展的前提條件。
40年後回頭看，恐怕内地尚未完全擺脫歷史包袱。當年改革開放是在内憂外患的艱苦境況下逼出來的，痛定思痛，上下求索，雖找到致富的門路，卻迴避了深層次的再造，踟躕於前，問題積重。
習近平這些表面上懇切、謙卑、寬大、柔軟的語言面紗之下，卻包裝了重大的政策轉變。這些變化，都是值得台灣朝野重視並研究相關對策。香港20年來令人扼腕嘆息的沉淪，也許值得台灣當局深入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