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紹銘教授在香港出生，在臺灣大學念外文系，師友中如夏濟安、李歐梵、白先勇等，都是華人文壇舉足輕重的人物。他與梁淑雯博士選編的《給孩子的港臺散文》，收錄的名家散文都是一時之選，一書可飽覽多位名家的作品。
公大以粵劇晚會「戲說紅樓夢」為創校30周年重點慶祝活動之一，特邀請到藝術界大師朱慶祥、王勝泉以及毛俊輝坐鎮，粵劇界名伶演出五段《紅樓夢》經典回目，以及由白先勇教授及劉再復教授的錄像對談揭開序幕。
是次講座是金聖華教授和劉俊教授主持，白先生主講，《金大班的最後一夜》的主演姚煒女士對談，不僅要把小說改編成電影的來龍去脈和盤托出，還有很多不為人知的內幕向我們披露。
對於姚煒失落金馬獎最佳女主角，白先勇坦言：「那時候覺得是遺憾，但現在看來也沒有什麼，因為那時獲得金馬獎的《小逃犯》現在幾乎被人忘掉了，但金大班猶在大家心中」。
如果你今天的生活環境好，家庭和睦，婚姻美滿，不須要多謝什麼人，而是要多謝你自己。因為很多事都是你自己做出來。但如果你今天做事不順利，也不應埋怨，這是你自己的問題。你自己主導命運。
好的導演、劇本、選角、鮮明的人物，動人的故事才能拍出成功的電影。而既忠於原著，又拍得好的電影，是非常難得的。
要全面搶救南派藝術，最重要讓年輕人演出古老戲，保留「排場」，即嚴謹的場次安排，以及舞台調度的一套固定程式的結構。
我站起身，恭恭敬敬地朝白先勇合掌低頭，他扶着奚淞的三幅禪畫，招手讓我過去拍照。「白老師，可以挽着您嗎?」他聽罷，慈愛地笑起來，把左手臂一抬說：「來吧！」
發病前的一個月，我去京都33間堂，裏面供着800尊觀音。我本來就對觀音很親，我上香，忍不住掉眼淚，那種掉淚就是一種受了菩薩的護佑。所以我就在想，上天讓我活下來，一定是要讓我去做一些事的，有未盡之業。
中國傳統崑曲這麼美好的東西，更是非物資文化遺產，為何學校不教呢？崑曲結合文學、音樂、舞蹈、美術等中國藝術，可以拿作傳統文化啟蒙課程。
要一代又一代承傳下去，要活在年輕人之中，不只是演出，還要欣賞，確是難，年青人當然更容易被入侵性的西方普及文化影響。
我感覺家裏放了鮮花或其他植物，心情會自然地放鬆一些。
要保持文學的獨立性，只要不是直接批評政府、直接批評政治，政府也不管你的。當時還有有限的空間，有限的自由。
白先勇教授認為，「五四」以來，中國為了救亡圖存，全面倡導西式教育，以致中國傳統日漸式微，中國文化在世界上幾乎沒有發言權。時至今日，中華民族自我救贖的方式，應該是重回傳統、發起一場新的文藝復興。
當電影、舞刀、話劇都是創作形式的時候，戲曲為甚麼不可以呢？
白先勇道：「現在是時候讓我們對這幾千年的傳統文化，對中華文明作一個客觀、全面的re-evaluation（重新評估）。」
結合雅俗並存的文辭、寬容的胸襟和嚴謹的架構來書寫屬於一個民族的時代和故事，更是一個民族的心理投射。
文學是他的宗教，相信他會一直背着復興中華文化的十字架走下去。
紅塵猶如幻夢一場，情再動人，也敵不過無常，總歸是畢竟空，不可得。
文學翻譯似易實難，不但外語通，還要母語精，若非長年累月浸淫其中，則難成大器。
2017年適逢董橋翰墨生涯歷時半世紀，年過古稀的讀書人只想守住的幾絲清風。
尋找《紅樓夢》裏的大觀園的原址，有人認定是北京恭王府，也有人斷定是南京江南織造府的花園，還有點名袁枚的隨園，但很可能大觀園只存在曹雪芹的心中，是他的「心園」，他創造的人間「太虛幻境」。
著名作家董橋曾有言：「歐文的英文典麗不可方物，沒想到夏濟安的譯筆窮追不捨，硬是不肯放過那縷縷幽香！」
我的寫作便是我的成長，如果問我們為中國文學作了什麼，我想起來的就是在60年代辦了《現代文學》。
我的寫作便是我的成長，如果問我們為中國文學作了什麼，我想起來的就是在60年代辦了《現代文學》。
白先勇教授在第25屆香港書展中分享推廣崑曲的心路歷程，及父親白崇禧將軍於台灣二二八事件中擔任的角色。
我認為香港作家應該寫香港的文化，香港人的生活，若真的寫得出這種獨特的文化，我認為一定會暢銷。可惜，在香港還沒有這樣的書，電影反而有，而且很多都拍得好，但書卻還沒有。
中國作家還是要完整地寫出中國的精神，這是首要的，要記得，我們寫東西不是為了讓外國人看的。
一個國家的文字是最寶貴的，文字的重要性在於把民族統一起來，將整個民族幾千年的文化保留下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