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政府首長級的編制相當龐大，始終要依賴內部培養的人才擔當。政務官的升級機制，一向的政策及做法都是選賢任能。
共產主義最先發展的國家是德國，早於俄羅斯，也是最早把共產主義向市場化修改，不同於俄羅斯向政府管制主導方向修改。無論是共產主義或修正的社會主義，德國都率先全球作出示範。
有些家庭是一大堆兒子才一個女兒，媽媽自己也讀過點洋書，自己是女人，卻最落力執行歧視女性的工作，真令我百思不得其解。
因為不信任本地廣府人，英國便在印度及山東招募警察管港人，就是利用各地人的生活語言隔膜，以方便英國人從中管治。
1947年，20歲的李福志隻身從新加坡來到香港，生前寂寂無名的他，2015年卻意外因半世紀前的攝影作品，讓香港記住了他。
愛國者治港首先要行政長官是愛國者，否則的話，愛國者治港便成空話。
香港新聞勝於英美之處在於題材國際化，不像英美那樣囿於本地新聞，這反映港人比起英美大多數人更關心世界。但香港所得的國際訊息也還是由英美主流媒體所壟斷。
多種語言能力在全球化趨勢下，正成為下一代理解多元文化，掌握國際大勢的鑰匙。但香港過往所建立起的中英雙語乃至多語言優勢，到底能否承受其他亞洲地區國家的挑戰，繼續保持優勢呢？
英國從19世紀時期的日不落帝國，到如今其殖民地紛紛獨立、大國光環不再，其間百年的興衰皆因其眼高於頂、脫離實際。
克什米爾地區戰火紛飛，筆者卻在船屋裏度過了開心滿足的時光。該地風光秀麗，原應是人間淨土，如今卻重兵駐守，實在令人唏噓。
香港故事可以多談回歸，但是歷史不擺正、不釐清，頌揚回歸亦不足以糾正社會的認識，建立自身認同的堅實基礎。
形名之爭，由來已久，戰國時代公孫龍提出「白馬非馬」，近似英文specific（具體）不等同generic（通類）之意。按此，此「三權分立」不同彼「三權分立」。
如果印度比中國佳，美國一早已經用印度做生產商而非中國，仲搞到中國有世界工廠這個不雅名稱。
文化是要傳承的，但是有系統的文化傳承，主要靠語言文字。如新加坡把一門外語（英語）作為第一語言，結果以前南洋一帶多語的環境，在新加坡逐漸消失，方言裏面豐富的文化內涵，也隨之而消失。
面對全球人類普及的技術，對傳統攝影美學觀念來講是一個很大的考驗。今天，人們在形形色色的觀念中，從人類普遍的審美觀念重新解釋攝影美學的概念，意圖最終回歸到傳統美學的基點上。
九十後出生的香港年輕人，沒有經歷過港英政府管治下的香港生活，只感受到香港自八九十年代後興旺的經濟和繁榮的景象，便直覺地懷念港英年代的日子。
香港的新一代怎麼啦？香港的孩子們究竟認誰是「母親」？難道美國霸權主義和英國老牌殖民主義者是香港孩子們的「爹媽」？
50年前在英殖民地香港的作法，套用到50年後中國香港特區的社會，究竟能否取得相同的結果？
中國大陸實施的是縱向管制的「人民民主專政」，而英國實施的是橫向制約的西方民主政制。要在香港實施大陸式的政體，顯然是行不通的。
回歸前後，社會上掀起本地史熱潮，市民對舊建築擁有一份情懷，特別是滿載集體回憶的地標。
可能是東西方對教育的觀念的不同，結果在架設課程、發展教育、甚在訂定教育目標也出現了很大的落差！兩種觀念聚在一起，就會有平衡的問題，沒有平衡點的體系終究會左搖右擺。
香港市民對維護國家安全的基本國民責任並不重視，有其歷史因素，需要時間化解。相信這個矛盾終有緩解，社會的尖銳對抗也將降溫。
亞洲「主動」的思想殖民階段。通過亞洲各國的反殖民運動，物質意義上的殖民地消失了，但思想上的殖民地主義根深蒂固，不僅無意識地存在下來，而且變本加厲。
歌賦街是一條不長的橫街，在威靈頓街向上兩個街口，位置比較隱蔽。一般香港人都不知它所在位置，但它在歷史上可赫赫有名。
荷李活道是早年最繁華的街道之一，熙來攘往，絕對是「集糞」的好地方，無怪乎接連的橫街窄巷設有多所公廁，且看「公廁大王」如何點糞成金。
當時胡志明是聞名歐亞的革命者、共產國際在亞洲的關鍵人物，同時還是堅定的反對殖民統治的愛國者。這樣一個穿梭於東南亞傳播愛國思想、鼓動革命、謀劃推翻殖民統治的人，是英法殖民政府都嚴加防範和痛恨的人物。
現時的獅子山，昔日有很多別名，包括虎頭山、獺子頭、駱駝山、鳳凰山、禾鐮咀山等，就是不以獅子命名。
如果香港的領土、主權、治權，不被英國佔有而「都在國家手裏」，何來殖民統治？鄧小平可以說「政權移交」，香港中學課本為何不能說「移交香港」？
不論經濟及金融市場的影響力，香港已由幫助國家，降格成國家發展一部分。去殖事小，重要是香港降格，由國際大城市變中國大城市，甚至更低檔次。
費明儀女士曾敦囑：「早期歷史零碎，不斷有前輩離世，要把握時間拯救這段歷史。」周光蓁教授身負重任，邀請十位跨越兩代、分別代表不同音樂文化的香港音樂人，通過他們的經歷，說出往日那些史冊不能盡錄的時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