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過於習慣把這套所謂「民主」制度，視為完美可行的運作模式，忽略了還有別的可能，甚至偏頗地，認為別的制度都有不足。
在特首的領導下建立核心團隊，做到立場一致，真正為人民服務，和國家的執政黨同向而行。一國先行，兩制隨後。寄希望於候任特首的感染力及親和力，還有就是公務員學院的具體引領，可謂任重道遠。
相對大部分市民來說，屬於面目模糊的政治素人的選委界議員，為爭取曝光機會，往往偏離議事規則的要求，更有作出與《基本法》相違背的建議，給公眾一個並不稱職的感覺，並質疑他們作為議員的功能就是充當舉手機器。
觀乎過去5屆政府，常任秘書長或部門首長脫離公務員行列，加入問責班子，為數不少。他們有一定的優越條件，工作上駕輕就熟，深知繁文縟節的辦事程序。
表面上中央掌握治港的所有權力，但新的政治設計以至最新政治發展卻隱見一種權力分散的趨勢，社會亦漸漸呈現外強中乾之象，中央顯然在治港方略上須多加微調。
變革不能只是口號，需要實質的政策建議，更重要的是，變革的方向是什麼？要造就怎樣的新香港？
香港回歸24年，經歷了異常嚴峻的政治動盪，反映選舉制度有缺失，現在是時候深刻檢討，什麼樣的政制最適合香港的實際情況，最有利愛國者治港，最有利「一國兩制」行穩致遠。
中央必須了解到它實際上不單是修改選舉制度和提升施政效率， 而是大幅改變香港的政治體制，對此有參考更多經驗的必要。
曾鈺成認為，香港和新加坡在民主概念上大有不同，選民評價局長的表現，是看他推出來的政策能否成功，因此官員擔心的是立法會夠不夠票通過，所以他們先去立法會拉票，而不是到社區去拉票，這樣就形成了一個惡性循環。
面對這個紛亂的局面，香港除了需要新政黨帶來新主張新視野之外，更須重塑政黨（這個概念），從根本上更新目前政治的組織形式，使之適應當今的數碼時代。
「民」是全體成員，不只是統治者或被統治者；「主」是全民決策後賦予指導某方面活動的權責，不是永恆的勢位。
香港已陷入社會信心全面崩潰的局面，在常態社會裏不能容許的行為，現在幾乎天天發生。在止暴制亂後，香港怎樣重建制度，挽回已崩潰的社會信心？
有一種意見認為，由於香港不可能有執政黨，所以政黨必然是馬後炮。但看看英國的政黨在脫歐問題上的表現，也看不出來有哪個政黨為長遠和大局有所擔當：緣何兩年前討論公投的時候，就沒有政黨提出今天的各種擔憂呢？
一直有傳聞局長與常秘之間不咬弦，甚至出現公務員陽奉陰違的情況。張炳良卻笑着表示自己與任內有三個常秘（包括黎以德、栢志高以及後來接任的應耀康）合作相當愉快。
李鵬飛相信良好管治要靠政黨執政；他當年創辦自由黨，誓要成為執政黨。一眨眼，幾個政黨成立20多年了，不但沒有執政黨的影子，連參與管治聯盟也純屬空談。
香港的政黨由於沒有機會執政，所以他們最優以為之的，就是去發掘公營機構的錯失，然後發動群眾向政府問責。
經濟學家相信的，主要是如何令社會運行更有效率。至於社會在經濟增長後，要如何分配獲得的資源，就是政治學者或者政客的問題領域了。
書法是一種提高個人修行的媒體，增長個人識見之餘，也有助精神內涵的鑄鍊。
錢不派了，但糖還是要派，而且因為盈餘太多，糖份一定會增强。
有社褔界議員口說多謝一些N無人士上立法會作證，但轉頭就反對可以立即解決他們燃眉之急的全民派錢。
中國制度與美國的差別，是當特朗普談美國優先，實際卻是百分之九十九人口供養百分之一的超級富豪。
我寧願接受社會上存在着一定的貧富差異，也不想社會失去努力工作的動力。
歷屆美國總統上任後的頭100日內所計劃和開展的重點政策，都成為美國社會特別是傳媒所十分重視及關注的焦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