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政府卻沒有李光耀那麼實事求是，沒有老老實實告訴香港人，北京能給香港人的，只是一套有中國特色的指導式民主，由中國共產黨在背後拉線，而不是以個人意願為依歸的，一人一票的西方民主。
主次尊卑分明，由學生定大前提、定 Agenda、定目標，由學生來定試題，是聰明的。而不是林鄭這個「母親」來決定煮什麼菜，叫「子女」回來開飯。
數十萬人的「七一大遊行」，是「和理非」式的請願，高揚香港的秩序文化；「七一佔領立法會」，則是有暴力的「游擊戰」，疏離了法治軌道。不過，年輕人因憤怨而訴之暴力，關乎強權政治暴力的擠逼。
七一立法會衝擊事件，是香港從未發生過的政治事件，如果林鄭真的希望有一個新開始，她應該立即用言語和行動來證明，她要明白，衝擊立法會揭開了香港「終局之戰」的序幕，如果她想「好頭好尾」，便必須正確地處理。
我們有沒有認真反思孩子們的福祉？我們有沒有放下身段去聆聽一下，問候一下在我們身旁的孩子們，他們覺得快樂嗎？面對今天這個局面，我們每一個香港人都有責任反省的。
沒有良好家教，沒有良好家風的影響，代代相傳，怎不躁動、是非不辨？
「六二六靜默行」的參與者，向外國領事館呼籲，各國在G20峰會關注香港的「送中案」，「愛丁堡廣場集會」也傳達了同一訊息。年輕人走在集會前頭，關乎對「香港明天」的憂患意識。
據說參加者大多是年輕人，若有200萬人，假設當中150萬是年輕人吧。香港18至33歲的年輕人只有150萬，豈非全部的年輕人都參加了遊行？讀者可自行判斷。
理順民情、在「兩制」之間促進和諧互信、維護香港的核心價值，是特區政府的重大責任。為此，不存在面子或威嚴的問題。嬴得廣大民眾的信任，就是彰顯公權力的最大依靠，謙卑就是力量。
現實是香港的整體環境還未如年輕人所描述的那麼惡劣，反對派只有條件動員理想主義的年輕人搞騷亂，卻沒法發動相對現實的成年人搞革命。
人生不能光以收穫多少來衡量，而是更在乎你是否努力過，並且為此而付出過犧牲。若是沒有犧牲，即使獲得多大的收穫，也不會覺得有多大的意義。
抱負與熱情背後的驅動機制是期待。人必須有期待，才會有動力。如果對未來成功的期待，能像賭徒「下次一定贏」那麼強，那麼他會去創業。
政府過去兩年一直按下政改這個課題不表，因為社會上尚未有足夠的氛圍去玉成其事。但有志爭取在香港普選行政長官的年輕人，有否仔細想過他們可以勇敢地創造新的平和氛圍容許社會作出理性的討論？
我們口口聲聲說愛護我們的子女，卻是多年來也不肯面對現實制訂有效對抗全球暖化的政策，相反只為眼前的利益而不停地斷送我們子女的未來。
面對兩岸情勢的惡化，民主政治中唯一可以敲醒迷惑權力的政客，就是選票，尤其年輕人的選票。年輕人已逐漸擺脫統獨、族群、悲情的操作，不再受意識型態拘束。
挑戰未知去冒險，或許會失敗。但不冒險，也沒機會成功。 只求安逸穩妥，換來的就是平庸無建樹的人生。
現在，進入「後工業社會」，人又進一步被釋放了。負面的是沒有了可靠的保障，正面的是個人更自由了。面對紛亂的社會，人們愈來愈需要「自求多福」。個人也需要變得更加堅強。
有人認為年輕人浪費了大學的資源，更有人怪責現代年輕人不濟、敗壞、變態。筆者認為，這是把今天的年輕人，放在一個昨天的社會來考慮。今天的社會、今天的機構，已經變得很不一樣。
社會變了，對於教育的期望也變了。不難看到，今天的年輕人，他們的職業途徑，與二十世紀的典型職業途徑，很不一樣。
香港今天最基本的問題不是土地，而是不信任。更準確的說法是，今天大多數年輕人不信任政府。
沒有願景，便不需要等待。沒有願景，眼前的一切都顯得難以忍受。耐性，似乎成為了少數人可以負擔的奢侈品。
今天年輕的一代，將是香港未來的棟樑，他們會是納稅人、學者、商人、公務員、專業人士，以至普羅市民。如果社會各界的市民不承認他們是中國人，那對於香港的未來意味着什麼？
國家改革開放40年，深圳着先機，卻從未自滿，綜合發展，教人刮目相看，如今站在第二個40年的起跑綫上，深圳繼續以開放的政策，凝聚敢創敢搏的年輕人才。
現實是年輕人的社會經驗較淺，容易只顧理想，不理現實。
誰決定年輕人的前途？答案是肯定而簡單：你自己。這是一個多麼乾淨的、乾脆的、自尊的、自信的答案。
前行政長官梁振英羨慕現今香港的年輕人，因為他們比上一代有更大更好的舞台，這個舞台就叫中國，他們在國際間有更高的地位。
我最近接觸到一些年輕人，他們在知道居屋的新訂價之後，反而感到很沮喪。
香港的激進青年如要真的立足香港，首先要腳踏實地認識香港的實況，不要聽信老政客亂說，不要亂設政治觀。
說香港的年輕人是被寵壞的一群，最喜歡引用的事例是過去社會經濟環境不佳，但人們大都埋首苦幹，任勞任怨，胼手胝足，創造發展機遇。
時下的00後和90後，從小就收到「殖民地時代好，現在不好」的信息，出現港獨思潮。社會分化，貧富懸殊加劇，使時下的00後和90後在一個物質富裕的社會，產生「生於亂世」的感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