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制度改變後，中學根本不可能「說三道四」就可令學生改變選讀意願。再者，問題根源是學生不願意迎難而上、學多些深的數學。
目前DSE的空間太窄，望子成龍不應該只有一條路。
今年中學文憑試歷史科試題掀起熱烈討論，事緣試卷內兩條題目被認為涉及敏感政治議題。其中一條題目提到中國共產黨對民主政治立場轉變，該題資料引用1943年中共黨報節錄指「美國在民主政治上對落後的中國做了一個示範的先驅」；另一資料則引用毛澤東於1945年中共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報告，稱「必須在全國範圍內實行民主改革⋯⋯一黨專政已喪失人心」，然後提問中共於1949年建國後是否「其指導原則較掌權前出現了巨變」。另一引起關注的題目與香港史相關，題目先引述1982年的民意調查，顯示本港市民支持香港回歸中國比例偏低，又引用許冠傑《同舟共濟》歌詞帶出港人移民外國的心態。這兩道題目之所以引起關注，是部份人士在網上發表言論，指擬卷者借題發揮，達到「借古諷今」之效，第一題有暗諷中國現政權一黨專政之意，帶出對中國政府的批評；第二題則指當年香港回歸不符合港人主流民意，帶出港人抗拒國民身份的觀點。 考生答題會「嚇到瀨尿」 就上述歷史科試題，部份媒體或評論者認為題目擬定得非常好，不畏強權，敢於挑戰現政權，所以要向出題者致敬，又謂考評局有人會「收大信封」，考生答題會「嚇到瀨尿」，左派學校歷史老師面對試卷會難以自處等。其實，中國歷史和世界歷史科考問所謂政治敏感史事，又或是通識科提問政治性的議題，可謂屢見不鮮，擬題者不見得會因其政治性而有所迴避，如高考中史科曾考問「文化大革命何以被目為『十年浩劫』?」，在選題和用詞上不見得有何避忌；當年通識科也曾多次就藏獨、疆獨、一黨專政等議題加以考問，只要是課程範圍以內的，也輪流出現，不會刻意迴避。至於教材方面，本港歷史教育近20、30年已建立客觀中立的優良傳統，教科書不見得在現代和當代史課題上有所避忌，能做到不偏不倚，即使是社會大眾認為是極其敏感的六四事件等，也早已並一直載入歷史教科書之中。至於本港的歷史教育工作者，教學和評卷時亦能論從史出，有根有據，中立持平，是其是，非其非。因此，偶爾看到今年歷史科試題內所謂敏感資料和提問，即群起而討論，其實只是大驚小怪，對教育現場欠缺了解，低估香港教師的專業態度，令人啼笑皆非。 不過，話得說回頭，香港歷史教育不是「自古至今」都是開放中立，沒有政治敏感問題存在，也不是政治從沒有干預教學。不過，干預發生的時代不是今時今日，而是80年代以前港英殖地民政府統治時期。1950年韓戰爆發，東西方冷戰展開，港府從本身政治利益出發，刻意在文化和教育中剔除政治敏感因素，釐訂中史教學目標時，明確指出中史教學不能鼓吹民族自負和宣揚仇外情緒。1956年，國民黨成員在港發起「雙十暴動」，危害港府統治，於是中史課程不得不加以修訂。當時英文中學和中文中學的中史教學皆以「現代史」為重心，但學習現代史使學生認識到當前政治社會問題，容易激起民族意識，對殖民政府統治大為不利。於是，中文中學和英文中學的中史課程分別在1960和1958修訂，課程內容的下限改為1911年，也就是將現代史部分刪去了。在1963年，中文中學中史科會考課程更以1793年的「馬卡尼來華」為下限，刻意迴避鴉片戰爭的課題。 及至70年代，中國與西方國家的緊張關係隨著尼克遜訪華而紓緩，港府開始解放中史科禁區。1972年，英中中史課程加入了「現代史」，並增加「共產黨之興起與國共關係」的題目；而1975年頒布的初中課程，更突破性的加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及「當代中國的內政與外交」。然而，港府對「民族感情」仍有抗拒，故當時編訂的初中課程綱要，教學目標只有傳統文化認識，而沒有「民族意識」的培養。再者，由於當年左右兩派在香港的勢力根深蒂固，政治鬥爭出現在不同範疇，教育自難置身事外，不少學校和教師在教學時都會有意無意之間，對國民黨或共產黨有所偏向，課堂教學的政治中立無從談起，這一點相信曾在60、 70年代接受教育的港人都會有所記憶。 踏進80年代，隨著九七回歸臨近，中國歷史科改革的呼聲日漸壯大，加上課程發展議會加入了不少非官方成員，港英政府對課程的控制相對下降。1992年推出的高級程度中史科課程不但加入了「當代史」，教學目標也明確列出「啟發民族責任感」；會考中史課程亦於1993作出相應改革。再者，隨著左右兩派在香港進行的政治鬥爭減退，特別是新一代歷史教師的湧現，他們多能拋去種種的歷史包袱，秉持歷史教育的專業精神，令客觀獨立的歷史教育氛圍漸漸形成。 香港社會高度政治化 過度解讀 不過，隨著近年香港社會高度政治化，歷史教育隱憂再現，今次歷史科試題事件正事最好例子。而我認為對歷史教育構成重大威脅的不是坊間所謂的政治壓力或自我審查，而是社會在高度政治化下對歷史事件「古為今用」，或作出過度解讀，或只摘取有利宣傳個人政治信念的內容加以放大，或為個人立場而歪曲史實和斷章取義，以達到「抽水」之目的。以今次試題事件為例，坊間的炒作，無非是想借此批評中國現政權，表達部份人士對回歸後政局的不滿。姑勿論其觀點孰是孰非，評論過程就無形中歪曲了香港教育專業在擬題、教學、編訂教材的實況，並主觀地摘取合乎個人立場的史事而無視當時歷史的客觀事實和全面情況，美其名為借古諷今，實則是古為今用。 無疑，「政治」與「歷史」之間的而且確存在微妙關係。而基於香港特殊政治狀況，歷史教學長久以來更被視作敏感課題，帶有濃烈政治色彩。所謂一切的歷史都是當代史，人們對歷史的認識和理解具有潛在的政治意義，大眾對當前政治社會問題的「立場」亦與歷史教學的「定位」有不可分割的關係，歷史教育可說是構建意識型態的重要手段。因此，歷史教育必須區分「借古鑑今」和「古為今用」，前者是立足於史實，客觀獨立，中立持平，不偏不倚；後者則斷章取義，甚至歪曲史實，旨在宣傳己見，無視歷史的真實性和客觀性。今次歷史科試題事件正好提醒我們，歷史教育工作者必須繼續獨立客觀的精神，避免歷史教育政治化。
香港過去奉行精英教育，隨着時間的流逝，那管教育制度從事了多少改革，精英教育的本質還沒有改變。
我只希望中文科的選題內容，如果還有些教化的意味，取材就不要太「離地」，要正面，更要讓學生遠離其迂腐。
鄭光廷教授點出：「上一個世紀時科學主導，這個世紀是工程來挑大樑。」高科技的重點已從美國逐漸轉移到亞洲，而香港是亞洲最國際化的城市，未來香港需要更多工程師推動發展。
筆者相信人文教育的沉寂一因人文學科傳統教學方式出現了問題，二是一般人對人文學科本質的認識不足。
認清個人成績位置，計算個人成績的優勢、比對去年同類課程的3/4位成績數據，千萬別小覷任何取錄細節。
在我們既定環境中，學習中國歷史是件十分痛苦的事，我相信在座同學中有半數人都會同意。我覺得撥亂反正的方法，就是令同學能夠愉快學習。這樣不就可以了嗎？
從生理發展來說，女生比男生早熟最少一至兩年，即是說男生可能要多讀一、兩年才能達到女生水平。
校長們與來自香港的多名大學生傾談，他們表示能夠極速融入當地生活，專注學業，為自己未來定下明確的目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