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了解我們的時代，我們要有歷史意識。對歷史一無所知，我們便難以明白香港為什麼會走到今天，以及今天的事件對將來有何意義。
選擇在香港與中共對着幹，只能對中共帶來麻煩，卻沒法為香港帶來實利，甚至有機會破壞香港原先還有機會保得住的「生態環境」。
假如逆權運動獲得大多數民眾的支持，習總處心積慮進一步收緊香港政策的陰謀就難得逞。
所謂不追究，即是不調查、不檢控、赦免他們的刑罰，這是違反法治精神的，特首當然不能答應。
如果我們能夠爭取到聯合國把香港6‧16定為國際公民抗命日，則我們將為世界和平作出重要的貢獻，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這種成就，足以扭轉事件本身帶來的種種負面情緒。
我們可能很厭惡這批後生仔的做法，但坦白說，我在他們的年紀，志向和組織能力都大大比不上，將來他們可能是建制的一部分，像今天的曾鈺成。
由於公安機關可以完全獨立地辦理刑事案件，不受檢察機關的領導和指揮，檢察機關一般無法參與公安機關進行的偵查活動，根本無從實施有效的「法律監督」。
在必然王國走向自由王國的路上，西方走得比中國快，香港亦走得比大陸前，所以大陸要拉香港回歸就十分困難。
有人問點解示威者會咁失策，見唔到有警員應立即撤退，我認為除了勝利衝昏了頭腦之外，他們不明白空城與空營的分別，白白浪費了勝利的果實。
7月14日沙田舉行反修例遊行。其後，沙田鄉事會路和源禾路交界發生警民衝突。晚上，示威者與警方在新城市廣場內爆發混戰。行動中多人被捕。
一批傳媒工作者，包括前線記者及傳媒高層，早上由金鐘夏慤花園出發，途經警察總部，再到特首辦表達意見。
人際關係面面俱圓的林肯總統知道直接指出對方犯錯只是情緒上的宣洩，「我沒有做錯」是被人批評時人性的基本反應，所以只懂得指出別人錯處而對方又會欣然接受的機會是微乎其微。
由反修訂《逃犯條例》引發的社區遊行遍地開花，網民針對水貨客問題，今日（13日）發起光復上水遊行。遊行後，上水發生警民衝突，警方舉起紅旗警告，呼籲示威者停止暴力及盡快離開。
在今次《逃犯條例》的修訂上，外國勢力說三道四，卻是證據確鑿。問題是，這些舉措是否存心搞亂香港？
香港兩次百萬人級別的超大規模示威以及「七一」立法會衝擊事件，就是典型的「黑天鵝」，娥姐一手炮製的「送中條例」就是為習近平送上這隻「黑天鵝」的罪人。
這種沒有政府發言人的運作，有違現代政府的常規，可謂香港特區政府獨有。難怪政府與市民之間的距離，總遭諷刺是平行時空。
現在面對一個中央政府高度自信、對地方多元較不寬容的年代，香港在「一國兩制」框架下會日益艱難。相信出路還是要談到「初心」。
正當性、認受性只是政府施政的規範性因素的其中一個面向；其實同樣重要的——但在平常日子裏大家不會怎樣察覺的——是政府的道德力量。
從目前的政治風向看，平靜下來需要時間，關鍵是如何避免暴力行動升級和蔓延。不能指望幕後主腦會收手，枱面上的政客也只會以「抽水」為目的到現場火上澆油，關鍵是普通的參與者。
關於社會上有呼籲特赦示威者的建議，李國能認為，基於公平的原則，特赦也應適用於警務人員。不過，「在現階段特赦，將涉及特首指示警方不用再調查，這是不適當的，與法治的原則不一致」。
市民對特區政府的信任很脆弱，仍擔心草案會在今屆立法會審議。林鄭月娥宣布《逃犯條例》修訂草案「壽終正寢」，「The Bill is dead」。她希望各界不會因政府使用不同的字眼產生有不同的影響。
悲情只會滋長宿命感，仇視只會助長撕裂，敵對不能帶來信任，缺乏互信就難推動改革。要去再度出發，前提是準確硏判當前局勢及深層矛盾的成因，並能跳出過往的思考框架探索其所以然。
香港沒有政治部，我們一介小民自然不可能完全掌握外國勢力如何操作，搜證不是普通人可做得到。不過，若說沒有幕後黑手，恐怕只有愚蠢或天真的人才會相信。
修例爭議爆發成為巨大政治風暴，除了由於政府與市民溝通不足之外，還有一個深層次的原因：很多市民心中積聚了對政府的強烈不滿。這不但反映在參與遊行的人數，也反映在社會對反政府暴力行動的態度。
根據過去「雨傘運動」的經驗，特區政府肯定不會做這件暴露其統治缺失的工作。如果政府不肯做，我呼籲民間人士合力來做這項調查。
團體發起「九龍區大遊行」活動，將會由尖沙咀梳士巴利公園前往高鐵西九龍站。大會指有23萬人參與遊行，警方則指遊行高峰人數為5.6萬。
除非特首不追究反修例運動抗爭者，以及會面必須公開透明，否則大專學界絕不會考慮與閣下作出任何形式之會面。
樓市本身卻沒有淡靜下來，早前抽居屋的難度仍然與中六合彩無異，而到最近《逃犯條例》修訂無限期「暫緩」後，有地產商旗下新樓盤開售，仍獲得超額認購逾15倍。
中國與香港的法制特質存有結構性差異。內地機關在偵查、辨認、鑑定等過程中或有不完善之地方，影響法院未能有公平的判決。
《逃犯條例》事件大致上已經告一段落，所謂雨過天晴，我希望我們能盡快放下關於《逃犯條例》事件的爭議，重新出發，為更美好的明天建設香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