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一貫的政策是一定不會讓受遷拆影響的居民「無瓦遮頭」，問題是政府能及時提供足夠數目的公營房屋單位給這些居民嗎？
作為公營機構，房委會並不能夠模仿一般商業機構模式，開拓新的收入來源。所以在開源和節流方面，節流比開源更加重要。
年初以來，股市和樓市從高位回落，市民情緒受打擊，對前景也不樂觀。李家超此時提出恢復經濟發展的措施，能否達到振奮民心的目的？就要看市民是否認同《施政報告》的建議了。
已故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先生說過，應盡量滿足市民擁有一個價錢合理的自置居所，這不但使市民感到「安居」，也從而專注「樂業」。
1948年成立的香港房屋協會，4月17日於灣仔會展中心舉行75周年慶祝酒會，由房屋局局長何永賢及房協主席陳家樂主禮。自成立至今，房協擔當實驗角色，協助解決香港市民的住屋需求。
日本的人口已進入負增長時代，很多國家的生育率亦一樣在下降，對經濟發展與社會結構都逐漸產生影響。人類若是沒法扭轉這種趨勢，命運將會十分可悲。
以置業的難度來看，香港未稱得上世界之冠。所以我不贊成把香港出現的種種社會問題都歸根於房屋問題。
筆者認為，從交椅洲人工島的第三個核心商業區（CBD3）定位考量，實在不應該把公私營房屋的比例硬性定為7:3。當年作出如此的決定，是基於一種政治考慮多於理性科學分析。
現屆特區政府班子很有心、很努力嘗試解決手上的問題，然而針對兩個最關鍵的發展方向來看，兩位局長仍然未能夠找出最核心的痛點。
政府為什麼不可以同時提出因時制宜的短期「招數」？過渡性房屋不是因時制宜的短期「招數」嗎？其實，市民關心的，並不是什麼徹底或短期措施，最重要是他們的住屋困難能盡快得到解決。
團結香港基金針對土地房屋政策的新一份研究報告，提出香港仍然欠缺12萬個公屋單位及約9000公頃土地發展，建議政府藉現有新界規劃發展區，推動新界大規模城鎮化。
海洋公園與鄰近大灣區的主題公園比較，海洋公園已失去原有的競爭力，又缺乏不斷推陳出新的發展潛力。與其不斷用公帑補貼公園，政府應該面對現實，尋求一個可持續的方案。
政府若要決心簡化和優化規劃工作進度，必須在公眾參與、知情權和政府施政效率兩者之間選取公眾接受的適當平衡，否則加快土地供應的願景，前路一樣崎嶇。
政府一直有使用私人市場的物業，不過以前多數租，較少買；但租樓要面對不斷加租的威脅。對社福機構來說，是一種無休止的負擔。也許政府因而想趁財政有盈餘的時候，把物業買下來，一勞永逸。
一般而言，公屋居民的利益比較一致，政客只需做一件事，就可以取悅一整批人，政治效益很大。所以政客都喜歡為公屋居民發聲。
若政府並無全盤規劃去考慮基本的配套設施，只是被動地由地產商各自按照最符合本身最大利益的方式向政府提出建議，只會令整個市鎮的規劃變得混亂。
香港樓價費，面積細一直為人詬病，市民之所以對新加坡政府的政策有如此深刻感覺，就是源自積累已久的不滿和怨氣，而政府多年來亦未見提出有效解決方法。
人工島帶來的財政收入，單計算賣地已經有8400億元，還未計算差餉、路費及產生的新經濟活動的稅收；總社會效益更會遠遠超過萬億。
香港的房屋困局，正是由於過去一段時間，覓地建屋受到泛政治化和充滿猜疑的干擾，寸步不讓的吵吵鬧鬧。
社會住屋若由單位不得流通的公營房屋所主導，成為壓倒性的房屋體制，對經濟繁榮、社會凝聚力、政治包容性都會造成損害。
資助出售公營房屋單位的計劃，可為低收入與中等收入階層重燃希望。計劃關鍵不在派錢，而在精打細算，重新調配。
鑑於填海與改變土地用途困難重重，在增加房屋供應上屬中、長期策略；若要立竿見影，必須在公營房屋界釋放市場威力，以解決老大難的房屋問題。
香港居住單位面積小，由於公營房屋項目基本上根據早年徙置區所訂的面積基準，循規發展，無法突破規限。
新一年已至，政府是時候重新思考，如何解決房屋供應問題，展望特區公營房屋政策的承擔，在租與置之間尋求善策了。
在香港這個彈丸之地，寸土尺金，房屋問題長期以來均不易解決，新任特首上台，如何能夠對症下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