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經濟學的收益包括兩點：一、了解經濟現象和二、幫助制定良好的經濟政策，為國家與世界造福。
香港有5家世界排名前列的大學，而內地大學的科研、教學與管理水平仍有一段距離。既然我們的大學有如此優勢，究竟在大灣區如何有更好的發揮？
中國也有少數民族的優惠政策。以前說的「老、少、邊、窮」，其中的「少」，就是少數民族地區。除了財政補助以外，近年扶貧的政策，正在迅速轉向發展經濟，例如鼓勵發展旅遊，因而發展民宿、農家樂。
所謂大學排名榜，只可以作參考，不能只為在排名榜上爭取較高排名而被人牽着鼻子走。
到某地走一個「白鴿轉」 又如何開拓學生的國際視野？「旅行團」名義上是交流，不過是一大團人浩浩蕩蕩出外見世面，最終在於觀光罷了，又怎能令大學國際化？
何文匯教授學貫中西，在英國攻讀博士，在美國名牌大學任教，英文造詣不容置疑。他對英文學習的心得，來自在中學時期的扎實基礎，下了很多苦功，所以他反對一味愉快學習。
在知識的長河中，如果任何個人、組織或社會陷入落後與陳舊的泥淖中，勢必會被淘汰。
人的社會化是和同儕完成的，年輕人尤其易受到朋友影響。在求學時期，團體生活正好學習與人相處，幸運的話更可能遇見一輩子的好夥伴。
能夠在這樣的時代，竭盡所能領導中大，並為所有中大人服務，是我畢生最大的榮耀。
筆者曾任教本地大學多年，見盡幾間接受政府資助的大學高層不斷各出奇謀，務求令大學的排名不斷上升。
最近是各大大專院校的畢業典禮，畢業生穿禮袍，戴四方帽，整整齊齊地出席隆重的場合。在荷蘭阿姆斯特丹的畢業禮，原來十分簡單而莊重。
本港的大學和企業抓緊機遇，與內地大學和企業合作，運用科技研發和人才培育的優勢，幫助一帶一路國家的發展。
林教授勉勵同學們應多思考，切忌陷入「思想懶惰」之中。他認為思想懶惰，就是懶惰的一種。
「社會變了！教育也要變！」這種基調，是當時經過接近一年關於「教育目的」的諮詢，收到超過4萬份意見書以後的主要結論。這次在莫斯科，卻還是不斷在思想上受到衝擊；以上的基調，也得到很大的充實。
人生難免會出現不如意的逆境，只要點燃夢想，堅定自己的目標和追求，並努力付諸實行，才能克服崎嶇之路。
楊潤雄期望，未來社會在討論教育議題時會回歸理性，有信心新政府能做到廣集民意，推行受市民歡迎的教育政策。
他半認真半打趣地說：「也有可能因為認為窮畢生精力也買不到樓，不如放手一搏，投身創業，反而締造意想不到的機會。」
陳一丹接受筆者訪問時解釋獎牌的設計意念：在一丹教育研究獎獎牌上，有一人閒坐在松樹下，靜心思考教育研究，而松樹結滿松籽，象徵研究的豐碩成果。
「教育2.1」於去年11月舉行過一次「大教育」的大型交流研討會，之後逐步形成「大教育平台」，參加的企業和機構愈來愈多，漸成風氣。
我十年來的一句老話：有份參與設計本地學制的官員，他們的子女在哪裏上學？如果九成在國際學校或外國，請不要驚訝。
趙教授勸勉其他大學的學生切勿妄自菲薄，要對自己的能力有信心，也要珍惜讀大學的機會，千萬不要因大學的排名較低而放棄學業。
陳繁昌指出，未來要有創業成功榜樣，家長便也不應逼小朋友讀「神科」，因為每個人心中的「神科」都不盡相同。
對年輕人來說，聶德權相信，最重要的是了解大灣區發展，親身體驗、交流、實習。
面對全球一體化，楊潤雄指出香港教育必須跟上國際，希望青年能有社會承擔、香港情懷、國家觀念。
最前線的大學負責收生部門做了些切實的微調，希望是能協助解決複雜問題的一個小缺口。
王耀宗教授在嶺南三十三年，遇上四件人生大事，有高興的事，也有辛酸的事。他有幸與五任校長共事過，可說是嶺南的「五朝元老」。
王耀宗教授的榮休致謝詞中，用「三」字，回想過去三十年，嶺南的三次重大發展。
香港的教育制度的銜接是趙教授經常思考的問題，他慨嘆道：「考試還要給範圍，這些不就是中學生的心態嗎？」
離開政治爭拗，撥亂反正，是此時此地香港最需要的。
王耀宗教授任教嶺南大學三十三年，曾經在灣仔和屯門兩間校舍工作過，退休在即，用五個數字形容自己在嶺南渡過的歲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