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樂及文化事務署主辦《杜自持大樂隊》音樂會，9月8日在香港大會堂音樂廳舉行，演出者全為居港華洋樂師，很可能是大會堂60年以來港產爵士大樂隊的首演，意義重大。
今天，學校若在課程的編排上能多花些心思，多滲入一些琅琅上口的詩歌、詞賦，對中國文化的傳承，肯定有幫助。
全詩一共18個字，句式不避長短，具有兒歌的隨意性；末兩句對偶工整，又使詩歌富於韻味。詩歌雖短，卻有「鵝」、「歌」、「波」3個韻腳，使人讀來琅琅上口，平添不少詩趣。
在粵語裏，解作「全身心地投入」或者「為……而奔波」的「撲」，卻可以作及物動詞用，而無須與「在」構成介詞詞組。為什麼？
當年卡拉揚正值音樂事業的高峰期，在音樂界可謂無人不識。作為手執樂界牛耳者，他在最忙碌之時仍帶領維也納愛樂樂團作40天世界巡演，香港作為其中一站，不能不說是樂迷福氣。
《明日戰記》是古天樂的勇敢嘗試，為香港電影打開另一扇窗，香港人要支持它，使它成功，為香港電影帶來更多片種、更大市場、更多資金；因為Louis這「俠士」絕不會把利潤留在口袋。
今日，自文字帶來美的欣賞、最普遍莫如唐詩宋詞元曲。但光讀唐詩宋詞未免有所偏頗，古韻文及文選又恐太艱深，最好便是讀近人介紹賞析之作。傅庚生著的《中國文學欣賞舉隅》是本很值得推薦的書。
莊梅岩對人性黑暗面的剖析與描寫，素來絕不「手軟」，從《法吻》、《聖荷西謀殺案》、《野豬》……到《最後禮物》，在虛構的故事中，呈現出人性的複雜與真實。她也曾說過，「我有時很討厭自己所寫的東西，很痛苦！」
國有企業、國有專營，根本就是中國的歷史傳統，不是從馬、列引進來中國的洋玩意，我們更遑論去真正理解毛主席寫道：「百代都行秦政法」是什麼意思。
全港當押店（當舖）定期收到警方通知，要當舖負責人留意一些賊贓下落，隨時上報。警方隨通告會開列一份清單，詳細列出懷疑賊贓的種類、型號。我們可以從這些清單清楚知道什麼年代流行什麼典當物。
法住機構佛堂放置近代百餘年新儒家主要學者的神位作供奉，會長盧瑞珊博士指出，他們是新儒家學說的殿堂歷史人物，每天供奉是為了紀念他們對中國文化的貢獻，並希望引起更多人對新儒家思想的關注。
Simon在《築覺VI：築遊香港》，讓我見識了香港建築師的本領，在細小狹窄空間，發揮無窮想像力，又能排除萬難，把看似不可能的任務，如期完成。
北京故宮博物院固然值得前往，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也不容錯過。這個博物館確是中央政府給香港一份珍貴的大禮，令到中國其他省市無不羡慕。
今期說說蜑家族群來源論中，影響最大、流傳最廣的「古越族遺裔說」和「盧循餘黨說」。
1990年12月19日，香港的鄧蓮如勛爵與上海副市長黃菊，共同為闊別百年的上海證券交易所重開、揭牌。這是劃時代的創舉。筆者非常有幸有份參與這件事情。
被譽為「香港新音樂之父」的林樂培縱橫音樂界超過70年，最近友人傳來一份1949年10月的中英樂團音樂會節目單，第二小提琴聲部8位成員之一，正是從澳門來港不久的林樂培。
本社專欄作家盧兆興教授的英文著作Casino Capitalism, Society and Politics in China’s Macau，獲第六屆「澳門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優秀成果評獎」一等獎。
法醫人類學家是悲哀的職業，因為戰爭與災難，從未止息。但愛，可以跟死亡一樣強：在最深的黑暗中，是他們守護亡靈和人類，以沉靜眼眸，凝視空洞的頭顱，解讀出被遮掩遺忘的訊息。
粵人有稱女人為「婆娘」的，略帶輕視的意味。雖則此詞未見於《現代漢語詞典》及《現代漢語詞林》，似乎只是現代方言，不過卻是古語。
哥拉巴園景色宜人，地理位置優越，可以俯瞰整個長崎港。而這間木屋的起源，竟是源自一對蘇格蘭父子。
疫情下，樂團曾經長期在演奏時需在樂師之間置放膠板， 這種特殊的演出環境中，聲音在板與板之間的碰撞，其中的倒影、折射卻激發起藝術家的創作靈感。
許多學系是傳授一門一科的特有學識，是專門知識，有專業地位，易於謀生。然而，個人認為讀中文系還有些不同的地方：是增進個人學問和修養，在做人處事的取捨、輕重、本末、進退，都會有較深刻的透視和認識。
由於網絡技術發達，搜索引擎熟悉讀者偏好，相關資訊自動彈出，良莠不齊。依靠手機取得資訊，久而久之已成黏性習慣，於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紅黃藍綠，亦復如是。怎樣避免被無辜洗腦？
上海人需要朱鎔基，朱鎔基需要上海人，兩者相得益彰，這是人和。上海人精明慎密，文化底蘊高，管理水平好，可是，要闖、要衝，要開拓新天地，就需要湘人的打拼魄力，朱鎔基正好擔當這樣的角色。
豐富的人文內涵，使陳樂怡的書象把歷史和現實串連成有生命力的整體，不因斷層而支離破碎，彰示出她獨特的當代張力。
他和婉婷是夏日的童話，公認的夢幻組合，本心一致，永熾着創作的熱情，實證了香港影片的黃金歲月，見識過合拍電影的大千世界，拿到了大榮耀，也嘗過不被理解，40年，始終不離不棄，示範着電影人質樸迷人的身段。
研究香港歷史，皇家亞洲學會香港分會的學術年刊是必不可少的參考書，年刊作者不乏香港史權威，特別是一些洋學者，他們的研究報告，令人大開眼界。
「香港是我的家，寫作是我的本行，但我的家好像也變成一個陌生的地方，找一個地方說想說的話也不是那麼容易了。」30年前，也斯（已故香港作家梁秉鈞的筆名）說出他的憂鬱由來。
旗袍已經成為服裝的經典，已經超越潮流，這麼多年來常遇到一些女孩子問我，哪裏可以做旗袍？我看見旗袍的生命力！也看見中華文化的生命力！
今天來到送別啟銳的朋友，這不是一個追悼會，我們只是送別他的身體，可所有導演、編劇、演員、歌星、作家等創作人將來必都是雖死猶生，因大家的作品總是永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