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整個「反英抗暴」鬥爭中，父親實際上都是站在「第一線」。他本來主要負責晚報的工作，即白天上班晚上下班。而負責《大公報》的同事，特別是要聞科等同事要在凌晨大樣定了後才可以下班，所以晚上上班。
羅孚先生是公認的伯樂，不少文化界的名家都與他的發現和培育是分不開的。這些響噹噹的名字，包括了金庸、梁羽生、董橋、李怡等等。
四人相見，心中愉悅之情難以形容，都已是頭髮斑白長者，都經歷了人世間的滄桑變化，所以這次甲子重聚，我們四人既感歡樂，心中也不免有絲絲感慨。60多年的前塵往事，短短幾小時怎傾訴得完。
金庸畢生從事文藝事業，成為影響幾代華人文化的作家和報人。〈惟其是脆嫩〉中慷慨激昂的言詞，亦必然令他深受牽動，而其後他亦徹徹底底地用小說作品回應了林徽因的託付了。
從廣州的惠吉西二坊二號，到倫敦的唐寧街10號，羅海星和我走過的人生路，究竟有多麼漫長，多麼曲折，多麼艱辛，實在是無可估量的！
《蘋果日報》前主筆之一馮偉光（筆名盧峯），昨晚10時左右在本港機場準備離境時被截停拘捕。另《立場新聞》昨晚發公告稱，為減低各方風險，決定將今年５月份及之前刊出的相關評論文章暫時下架，並停止接受贊助。
德國記者保羅．戈德曼（Paul Goldmann）所寫的《一個中國的夏日》德文版於1898年出版，因為種種原因，作者和他這本着作似乎被遺忘，直到一個世紀之後，一位國王湖小鎮上的華僑無意中發現了這本書。
香港早年報紙的「三及第」書寫文體，混合了文言文、白話文及粵語，別具一格。50-60年代，作家三蘇把香港三及第文化發揮得淋漓盡致；他憑着生花妙筆馳騁於左、中、右派報章之間，左右逢源。
在中央全面落實愛國者治港的新時代，公務員體制或個人，尤其是政務官，恐怕難以獨善其身。
《大公報》與費明儀，固然源自她的二叔、前社長費彝民先生。大概不太多人知道，費明儀曾一度擔任《大公報》記者，採訪來港演出的傳奇女高音周小燕。
老曹一生都奉獻給了《大公報》，一張旗幟鮮明的愛國報紙。他一生磊落光明、待人誠懇，不斷追求知識，克盡報人責任，樂於提攜後輩，大公人不會忘記他。
老曹等前輩經常教導我們，處理新聞，要有自己見解和看法，如果人云亦云，那是很難有競爭力的。
有權力的人，想像力是無限的，可以想很多罪行。雖則香港人在香港犯事在香港審判，但大家回想張子強在香港犯事，風水師在香港殺了人，都在內地審訊和被處決。余若薇已經批評這做法不妥，有違原則。
歷史的發展，雖然有必然性，卻往往帶有偶然性；金庸的一生，交織着必然與偶然。
今天媒體生態跟幾十年前完全不同，再過幾十年報紙的面目如何都未可知，但新聞卻是永遠存在的。面對全球資本集中和壟斷的情勢，如何保持言論獨立，良心泰然？我們必須思考，也是紀念張季鸞和《大公報》的意義所在。
《大公報》代表中國士大夫階層向現代知識分子角色轉型的過程。1905年清廷廢除科舉以後，知識人的角色愈來愈邊緣化，而報刊是知識人重新進入政治舞台的一個重要途徑。
以前的小報性知識信箱，很多來信都是報館中人向壁虛構，當然也會有所謂「心急人」寫信到報館，請教一些生理和心理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