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美國無論在大選時的黨派鬥爭如何激烈，只要人民作出選擇後，各黨派都會接受投票的結果。很可惜，美國的社會已愈來愈分化。
香港在這幾十年對祖國經濟改革的貢獻，是依賴一個成熟而演進的資本主義制度，以及承載它源於西方的核心價值。香港的一國兩制，最終應該與優良的中國傳統文化殊途同歸。
毛澤東刻意把香港留在中國的體系之外，是想借助香港去利用西方的金融系統。恰好那時，西方亦為了引誘中國脫離蘇聯系統，所以對此隻眼開隻眼閉。
深圳特區有國家的政策傾斜，稅低，特權多；別處還不許經營的業務，國家會先開綠燈給深圳。
教宗方濟各在10月初發布的最新通諭中指出，新冠疫情反映市場資本主義「神奇理論」已失效，自由市場沒解決人類問題，反而威脅了社會凝聚。
今次疫情對歐美國家所帶來的實際損失，金額可能接近這些國家一整年的GDP。歐美的一些政客，可能會因無法走出困局而發動仇外戰爭。發展下去，人類可能又要演悲劇，此之所以，我們不應對防疫工作掉以輕心。
熱愛工作，幾乎等於熱愛生命。倘若工作沒有意義，生命也不可能有多大意義。
我認為，中西方文明的主要差異是集體主義與個人主義的差異。中華文明，以社會的整體利益為重，個人為此必須作出一定的犧牲。而西方文明的基礎是個人主義。西方的個人權利只容征服者擁有，被征服者只能做奴隸。
香港每次經濟衰退，建築業的失業率都是重災區之一，公務工程都不升反跌，其連鎖反應非常廣泛。
擁護《基本法》的朋友要搞清楚，鬥地主是抗疫為名，削弱大型商場業主私人收入享受權為實的社會主義政策。
特朗普政府打壓出類拔萃的中國企業，不過是美國科網巨頭的標準作業程序而已。與其說這是特朗普的狂人作風，倒不如說是美式資本主義的真面目。
地產商無疑是高地價環境的主要得益者，但高地價環境是政府政策導致，並非地產商自己弄出來。
傑文斯的錯誤根源很簡單：使用資源得花錢，他當然知道這點，但他認知不足的一點是，在市場上競爭的公司有多麼想要減少在資源上的支出，藉此多擠出一點利潤，畢竟，多省一分錢就是多賺一分錢。
施永青認為，香港後期是社會主義壓倒資本主義；民粹主義壓倒精英主義；理想主義壓倒現實主義。在這種意識形態下，反對派走的就是一條歪路，我認為為了讓香港人走上一條歪路，反對派早有部署。
在資本主義的長期薰陶和產生的條件作用下，現代人要的是「即時爽」。他們不但想要得到滿足，並且要馬上得到滿足。這與防疫和抗疫需要的心理素質何止背道而馳，簡直勢不兩立。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早前在尼克遜圖書館發表專題演講，把目前的美中對抗說成「自由世界與暴政之間的戰爭」，被視為「新冷戰宣言」。然而，一些西方評論質疑此論述，認為中國與當年蘇聯有本質上的區別。
過去我們太習慣以功能主義的論述來討論香港的價值，但時移世易，宏觀環境的變化早已提出了很多新的提問，而我們似乎還未有準備去作出回應。
鄧小平之後，何時會再出現另一個有同等遠見、胸襟闊大、和當機立斷的國家領導人？在適當的時候作出適當的修正？而祖國的最終和平統一，以目前台海兩岸的發展去推算，多政黨共存治國是無可避免的。
我的基本觀察是，當中國愈來愈接近恢復其於人類歷史舞台的中心地位時，面臨的挑戰必然愈大，戰略情勢也必然更險惡與複雜。
紐約市這個國際大都會能夠有效運作，全靠一個由非法移民與廉價勞工組成的下層階級，這是它成功的髒秘密。這是資本主義的恥辱，我們若不反省，也應感到慚愧。
何謂共產主義？或更準確的問，何謂有中國特色的共產主義？本文試圖循一個歷史角度去簡介共產主義，由它的源流講起，經馬克思、俄國化後傳到中國，再經過毛澤東和鄧小平的中國化後維持至今，和今後的展望。
在「五十年不變」結束後，我們大概可以預期，中央不會再作有關保持香港「現狀」的承諾，或者把不少的公共政策和措施「固定」或「凝固」下來，好讓香港有更廣闊的發展和改進空間。
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史迪格里茲批評美國總統特朗普一貫不相信科學，不發揮政府功能，還經常扭曲事實、混淆訊息。因此，在疫情爆發的緊急時刻，更加劇這些惡果帶來的負面影響。
四年來特朗普所追求的「美國第一」，不幸夢幻樣地竟然是在全球新冠肺炎確診人數上全球第一。
一罩難求之下，政府堅守積極不干預原則，全靠四大地產商先後「共商善舉」，有的向醫管局及慈善機構捐口罩，有的資助公共交通工具消毒噴劑，亦有的捐物資之餘再捐款。係愛呀？定係責任呀？
香港從此無運行，應該從哪裏計起？其實施永青覺得回歸之後，香港的運遇到很多阻滯。
政府不應因有人一時不理性就干預市場，我不明白為何反對派會要求政府在這類事情上也特事特辦？特辦的結果就是推香港走向社會主義。
現時，在香港的商界中，偏藍的應該比偏黃的多。黃店也要租藍業主的舖，買來自大陸的原材料，用藍店提供的服務。若果要全面杯葛藍商，只會令自己行不得也哥哥。「黃色經濟圈」根本沒法自成體系，自給自足。
以中國的實力，摧毀香港沒有難度，但是否可以承田飛龍所言，「與新加坡合作，然後壯大澳門，以及做大深圳」，「便可適當地部分替代香港已有的優勢和功能，使得香港感受到一定的壓力和挑戰」，這簡直是不切實際。
香港將來還有沒有前途，關鍵是看香港人能否保得住我們一向賴以成長功的軟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