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自回歸以來,就一直在密切觀察着反對派的一言一行,北京今次的回應基本上是反對派自己的錯誤定位,與魯莽行為所導致的。
我基本上認同,政府除了要維護市場的自由度之外,亦有責任照顧民生及避免金融泡沫。
美國的法律精英在眾目睽睽之下竟然「口出狂言」,是因為明知道參議院不可能有三分之二的議員會通過彈劾,才會以經不起考驗的論據繼續糊弄特朗普的支持者。
在銀行的進取態度鼓勵下,踏入2021年之後,無論一、二手市場都明顯回暖。行內都說,小陽春在農曆年前已提前趕到。
香港的超現實主義發揮到最極致,就是前任行政長官梁振英的主張,即下一任行政長官應由協商產生,而不是由選舉委員會選舉。
反對派的頭面人物就相當尷尬,他們不敢表態,因為無論支持美國暴徒還是支持特朗普,都會成為眾矢之的。
美國國會山莊被特朗普煽動的暴民闖入,並大肆破壞,不但使美國人民痛心疾首,亦大挫美國在國際上的軟實力。
曾鈺成認為,警方以涉嫌顛覆國家政權罪為由採取的拘捕行動,實際上便是針對反對派提出的「攬炒」這件事而來。
北京希望香港人愛國,但對選民打耳光將產生反效果。香港人將投票權視為理所當然,他們希望政府尊重選舉結果。
民主派立法會議員總辭後,香港的政局會有什麼新發展?中原集團主席施永青認為,民主派沒有認清1997後誰主導香港,反對派選擇了一條不能長久發展的路線。
幾百萬市民被一場瘟疫壓抑了一年,抗疫之後抗抑鬱的唯一辦法是宣洩一番,如果遊行示威還不足以表達的話,投票宣示不滿將是後續。
香港時事評論員屈穎妍寫了一些文章,批評政府抗疫不力。屈穎妍是建制派嗎?
許智峯雖談不上是革命領袖,但也在去年的社會運動中跑得很前,而且做得比人出位,作為一個立法會議員。他不可能不知道所謂「違法達義」是有後果的,他為什麼仍要選擇這樣做呢?
特首所帶領的特區政府,如何能夠令香港重拾升軌,見仁見智。而香港立法會如何能夠發揮作用,合力令香港再次強大,在議員成分發生重大變化的當口,值得認真討論。
雖然美國仍然未正式公布拜登為下一任美國總統,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劉兆佳教授指出,美國要接受中國崛起,中美關係是既有鬥爭又有合作,由於香港沒損害美國核心利益,美港關係將會改善。一起聽聽劉教授的分析。
港人治港要以愛國者為主體,是中央政府一貫堅持的要求。「雙十一決定」是對立法會落實愛國者治港的一項措施,把治港者要愛國的政治要求變成法律規範。
民主最黑暗一天後,個別建制派議員會否重新定位,爭取原來支持非建派的選票市場?
許多人嘲笑《財富》雜誌1995年「香港之死」的標題,因為難以想像有一天北京會一步步拆除令這座城市如此特別的民主價值觀。然而,回歸23年後,北京正是如此。
人大常委的「雙十一」決定,是要重寫遊戲規則,泛民如果不認同,就只能離開議會,走向街頭。對香港來說,這意味着政治生態會進一步惡化,政黨會更極端,兩極化將會令社會更加撕裂。
如果香港的反對派人士希望以議員的身份進入立法會,他們別無選擇,只能成為「忠誠反對派」。他們駕輕就熟的拉布策略或必須非常謹慎及很少採用。
人大常委會通過香港立法會議員資格的決定,不是要趕絕立法會裏的反對派,而是要人們知道議員必須擁護《基本法》和效忠特別行政區,違反擁護和效忠的事不能做。
在過去20多年回歸時期,撇除反對派議員的破壞,特區政府與建制派議員的表現,連差強人意的要求亦達不到。沒有反對派議員,他們會勵精圖治,抑或更得意忘形地怠慢職守呢?
人大常委會確定了立法會議員資格問題後,特區政府立即撤銷楊岳橋、郭榮鏗、郭家麒和梁繼昌四人的議員資格。中原集團創辦人兼行政總裁施永青認為,反對派的訴求已經超出北京容忍限度。
反對派的政治資源與能量會大跌,這不是高叫幾句口號自我陶醉便可化解的。為何他們會跌入此政治生命大大縮短的困局?我隨手一算,也可看出他們犯了7大錯誤而仍不自知。
過去,反對派能夠在香港呼風喚雨,也文也武,並非因為他們在政治上有很高的能耐,而是因為北京打狗要看主人,不想把與西方的關係弄得太僵。
人大常委決定立法會議員資格的決定,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劉兆佳教授認為,特區政府施政會更加暢順,下屆立法會選舉激進反對派入閘較困難,忠誠反對派可以發揮更大作用。一起聽聽劉教授的精闢分析。
世上沒有一個政府會接受一個不認同國家基本體制的人來當議員。美國就不可能讓一個想在美國建立伊斯蘭國的人來當議員。同樣理由,中國政府亦不會容許那些抗拒回歸,不接受一國兩制的人當議員。
特首林鄭月娥在她的講話中重申我們並沒有失去自由。但有反對派立法會議員因為去年5月8日破壞了一次立法會內會會議而被捕,但卻放過了加入混戰的建制派議員,這除了是極權主義之外,還有什麼呢?
政治人才不只是建制派沒有,建制派以外也沒有。為什麼具有政治領袖潛質的香港人,不願意出來當政治領袖?這才是最值得探討的問題。
40年裏,深圳的GDP增長了萬倍,還出了很多足以令國家引以為榮的先進企業。而更重要的是,深圳是北京自己一手一打造出來的,深圳的成功可視作中國模式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