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讀顧準是這樣的驚心奪魄，卻又不能不讀？
當年文化大革命造反派五大領袖之中，以聶元梓最出名。2017年她在香港出版了40多萬字的自傳《我在文革漩渦中──聶元梓回憶錄》，引起注目。
面對「亞文革」的造神和社會恐懼，清華大學教授許章潤論析「文革那一套做法借屍還魂」，呼籲走憲政民主之路。他持續講真話，遭到「秋後算帳」。
李銳批評毛的極左政策，說他「和尚打傘」──無髮（法）無天，家長制一言堂，「一切反常的事情，他都敢幹」，早年在長沙曾有「破壁內試婚」之舉。
李銳走了，到現在我還不忍看他的《廬山會議實錄》：不是擔心失實，而是怕他有些話出版時還未敢公開發表。不知晚20年才寫會有什麽更深刻的感悟，會否更能影響今天、明天？
劉少奇的冤案，暴露「一黨領導體制」的弊端，特別是權力體制之弊：個人極度集權，形成一言堂的家長制。領袖權和家長意志高於一切，政治、社會遠離法治之道、制度有效的約束。
一般來說，這是會令人聽了不安或焦躁的聲音，但響在我那年幼的耳朵中，卻有一種說不出的安穩和安慰的感覺。我知道﹐那是媽媽穿着拖鞋來回踱步，構思着她要寫作的文章。
1969年5月前，金庸要我編選一冊〈自由談〉的選輯，作為報慶10周年出版物。我奉命編選出版了《明報〈自由談〉選輯（1962—1965）》。收入金庸撰寫的〈自由談〉發刊詞，約周青寫〈編者感言〉。
近年來，關於文革的集體記憶在中國內地被一步步沖洗淡化，那幾本正規歷史教科書中的「十年浩劫」也變成了委婉的提法「艱辛探索」。在這場有關記憶的苦痛掙扎之中，李振盛的攝影作品為時代留下了一部有形有色的證言。
無論如何，李振盛拍的照片中存在的某種模棱兩可的內容，迫使我們不斷質疑我們以為我們正看到的東西。
向後看的目的是為了向前看。記錄苦難是為了不讓苦難再度發生，記錄歷史是為了不讓歷史悲劇重演。這正是我出版這本書的初衷和願望。
文革結束，中國大陸在經受巨大的人為災難之後，得到教訓與警示：前30年的根本政策必須改弦易轍，以求國泰民安、繁榮富強。
文革的亂象背後，有堅實的社會凝聚力和國家控制力。前者來自領袖人物的絕對權威及其群眾盲目崇拜，後者基於對軍隊的控制和專政，即不必用法律作為依據的鎮壓手段。
文革是整個民族慘痛而沉重的教訓，不應當看成僅僅是某領導人的錯誤。很可惜，今天的年輕人大多將文革看成一場「走資派」和「造反派」之間的鬥爭，甚至以為是一場民眾狂歡或者百姓動亂。
《今天》的誕生，是地下文壇載着一群少年的夢想，頂着泥土拼命地向上生長，讓朦朧詩歌終見光芒。
特總統對中國沒有歧視──他的保護政策對他的友好之邦是一視同仁的。北京選擇以同量進口稅作回敬，希望有阻嚇對方之效，難以厚非。然而，從經濟利益看，不回敬，甚至減美國貨的進口稅，利益更大。
我談起張瑞芳在《戲劇藝術》連載的回憶錄。王丹鳳說，今後打算寫回憶錄，給新一代的藝術從業員參考。
沈從文說過：「我從來沒想過『突破』，我只是『完成』。」他的一生，是不停地「完成」的一生。
我國不僅是世界性大國，還是東方文化的傳承者，負有共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使命。中共十八大後，以習近平為核心的黨中央領導人民進入新時代，重提以人民為中心。這就是合題，是對反題的否定而非正題的簡單回歸與還原。
最近閱讀兩本內地小說，時而以人物或角色分配帶導敍述，時而以事件如一樁親事補充情節，效果顯著，手法清新，題材是另類或後文革的傷痕文學。
在毛澤東看來，若是缺少了中國文革那樣的革命運動，即便俄國有了十月革命的勝利，成果也是保不住的，廢於半途，一整套正宗社會主義制度都變色變質、徹底潰爛。
作者深感如果不想學生在文革課堂裏鬧場，就不應強迫學生接受任何論點是唯一的正確觀點，即使教師堅信某個論點也要盡可能拓展學生視野和深化他們的比較研究觀念。
中國文明延續數千年背後有諸多原因，但「史」的延續無疑是最重要的。如果「史」不能延續下去， 文明又如何能夠延續下去？更不用說是文明的復興了。
要了解文革運動，高層領導人和重要受害者的傳記和回憶錄是最關鍵的資料，可惜內容可靠、描述客觀的並不常見。
西方學術界有關中國文革的研究著述雖然汗牛充棟，而文革通史卻寥寥可數，原因就在於信息來源既「太多」亦「太少」。
文革涉及的諸多元素是現代社會普遍面對的問題。從盡可能超越性的視野講授文革課，是我始終追求的目標。
只要我們能夠睜眼正視歷史上確曾存在的苦難，我們就能成為勇者。
劉永明以一顆永遠謙卑的心對待自己熱愛的事業，從來不為鎂光燈去宣揚，他常說：「大家看我的畫就好。」
為了提高民族凝聚力，中共應該從大格局着眼，調整國家思想文化構成，給21世紀中華文重新定位。
六四以後，不少朋友離鄉背井，失去聯繫，賓雁也僑居他邦，對吳祖光大師來說是很大的打擊。他開始比過去沉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