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而立的張君勱，對中國憲制建設的思考，已經達到成熟的學術水準。也因此，注定他必然成為將來的中國憲法之父。
胡思敬光緒乙未進士，次年補殿試，選翰林院庶吉士，後任吏部考功司主事。以其故，對晚清政壇聞人生平皆有知見。加之藏書甚富，涉獵甚廣，故論世衡人極有見地。
彼時，在古今中外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中，根深柢固的父權社會岌岌可危，傳統父親角色遭遇空前挑戰，於是乎，開明之士不僅在東西文化之間探索救亡圖存之路，而且尋求突破傳統的為父之道，親身演繹求新求變的父愛故事。
不讀史，無以言。教育下一代，一定要從對歷史人物和歷史事蹟的學習和認識開始。筆者認為，香港教育界的改革，一定要從中國近代歷史成為大學入學試（HKDSE）必修必考的科目開始。
香港曾經是華人文化的出口地，今天的政治環境，創作人往往投鼠忌器甚至杯弓蛇影，如何承傳，確考功夫。
基於文化因素，中國人的傳記偏於隱惡揚善，容易過於溢美和不實，成爲自我宣傳和辯解的工具。而西方的傳記，在基督教義的影響下，比我們坦誠得多，也願意面對自身的缺點。透過對中西傳記的理解，有助了解自我。
正如習大大所言：「我們不追求一枝獨秀，不搞你輸我贏，也不會關起門來封閉運行。」中國人只求大家平視對方，得金牌固然興奮，但看到中國的少年強更感人。
這次港大學生會評議會令港人蒙羞的事件再次提醒我們，香港教育確實存在結構性的問題，教育改革刻不容緩。早改革，港人早受益，晚改革，禍將不遠。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對人的成長步驟、過程早已有系統規劃。可惜現代教育存在太多民族自卑感，幾千年的優秀傳統，卻丟棄在一邊，迷信西方的育兒良方。
不同人在同一時代中可以有很不同的選擇，李鴻章、梁啟超生於同一時代，但他們對於在這一代中應該做什麼事卻有很不同的選擇。我們現在又處於什麼年代呢？我們這一代人又要做什麼事呢？
香港的大學生，急宜猛醒。今後10年，全球戰雲密布，在戰爭與和平之間，需要知所自處，知所抉擇。
自古以來，英雄豪傑，晚節不保的很多，呂思勉認為，「這種人感情的作用極強，而理性的發達較欠」，兩者不平衡。
筆者建議大家從頭細讀〈三度試題〉，然後再以之比較梁林和徐等眾人的逸聞舊事，這樣大家自會感應得到金庸編排這幕的心思。
「小說」一詞，早在二千多年前已見於《莊子》一書。但到唐代，才綻放出燦然華采。1919年「五四」文學運動，受歐洲文學影響，小說被推崇至文學殿堂。時至今日，文人創作中以撰寫小說最受大眾歡迎。
近年不少教師及家長逐漸形成一個共識，就是態度重於學科成績，和諧勝於競爭，這是合適的。
沒有書籍，便沒有歷史；沒有歷史，便沒有了民族生命，也沒有今天的我們。書籍是民族文化生命的延續。
金庸才思靈巧，他以令人意想不到的方法布下謎題，又刻意在小說之內和言行之間留下線索，以待讀者追尋破解之法，並讓讀者在尋找答案期間，得悉他心中各路英雄豪傑的真實事蹟。
曾有意見認為武俠小說是中華文化的教科書，近年已有大學開辦研究武俠小說的課程。大家伴隨筆者深入地解讀和比較梁查兩人的論著之後，究竟會發現當中特別是金庸小說中有幾多需要我們深思、領悟的教誨呢？
很多時候，我們在工作、學業或生活上遇到壓力，總覺得事情繁瑣複雜，往往力不從心。有否想過，閱讀是減壓的良方。
讀者可曾想過，金庸為何以《易經》象辭為「降龍十八掌」各路招式定名呢？
時下年青人常説：「歷史乏味，提不起興趣來學！」另一方面，很多老師慨歎：「社會複雜，資訊發達，對一些歷史事件無法理清，自己也迷惘，教起來倍感吃力！」，是為史海迷惘和學習中史的低潮現象。
徐霞客憑藉個人內心的熱誠，志切於遊歷的動力，終其一生，奉獻於漢地山川河岳、洞窟奇岩，兼且遺下數十萬字翔實的勘察紀錄，功垂史冊。
這篇「黃蓉智鬥書生」是解釋金庸使出猶如黃蓉烹調「玉笛誰家聽落梅」和「好逑湯」的手法，混和創寫這段精彩絕倫的智慧比拼，請讀者細意品嚐金庸為大家呈上的文學美饌。
紙媒的影響力和經濟價值，今天已經江河日下。華人報紙由盛轉衰僅是一世紀的事，互聯網今天的普及性毋庸置疑，但我估計它的顛覆性亦會很快由燦爛歸於平淡。
一些人希望中國經濟倒下去，希望中國社會倒下去，希望中國倒下去。這個時候中國怎麼辦？這裏只能借用梁啟超所使用過的一句話「國家要像個國家的樣子」來討論問題了。
生命本應是多向度，人生亦應有無數的可能。但現代社會錯誤理解專業，每人以為只需專精於本身的行業，就是人生的一切。
《成事》不是小說，不是管理專書，甚至不是心靈雞湯，是作者馮唐以多年的管理經驗，對曾國藩「嘉言」摘錄作一解讀。
蔡元培是五四運動的守護者，守護北京大學的學術自由。但大家忘了他對學生運動的看法。他曾保釋32個北大學生。但他對學生的支持並非毫無底線的。學生在五四運動初興時表現的愛國大義、思想主體性等慢慢受到消解。
辛亥革命後，梁啟超步入政壇，但在幾次任職和組黨之後，他於1917年底選擇淡出政界，結束政治生涯，轉而專注於文化教育及學術研究。
「人群之進化，莫要於思想自由、言論自由、出版自由。」在辛亥革命之前，梁啓超積極在報刊撰文，為此大聲疾呼多年。有論者指他雖是這場革命的旁觀者，新生的民國卻尊其為元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