覓地發展對香港長遠經濟發展，以至未來繁榮究竟只能夠惠及社會少數抑或造福全民，同樣至關重要。
全國政協常委唐英年表示，中美貿易摩擦對香港帶來的負面影響並不大，但中美貿易戰一旦爆發，香港遭受影響將不可避免。
若香港要認真地在大灣區發展中佔一席位，盡量利用與深圳的協同效益，首先便要取消《香港2030+》規劃，重新制訂香港發展的定位，特別是與內地連接的空間規劃。
香港人不習慣以「砌模型」當作規劃，不會視沙盤為發展藍圖，但卻需要學習擁有一種宏觀的視野，更主動地構思香港發展，更自覺超越原來的地方空間。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青年聯會前主席、高鋒集團主席吳傑莊博士分享自己在內地創業的經歷。吳博士作為過來人，勸勉土生土長的香港人到內地創業，需要摒棄主人翁心態。
國家改革開放40年，深圳着先機，卻從未自滿，綜合發展，教人刮目相看，如今站在第二個40年的起跑綫上，深圳繼續以開放的政策，凝聚敢創敢搏的年輕人才。
中大自創校以來，一直以「結合傳統與現代，融會中國與西方」為獨特定位，四個創新的特點正正與中大的創校使命不謀而合。
中央政府官員的特點，是官僚的思維，凡經中央制定的政策，就必須具有權威，即不容隨意提出修改意見，但大灣區牽涉香港的繁榮穩定和國際聲譽，實在不容有失。
香港也有隱憂，高校研究水平雖然不錯，但吳校長認為如果繼續這樣發展下去，未必能夠維持現狀。
毫無疑問，大灣區的發展規劃對香港本身的經濟發展有積極的作用。
近年不少學校帶學生到日本和韓國看STEM，其實何必大費周章，我們鄰近的大灣區學校和機構，更值得我們參觀和學習呢！
跟9個內地城市和澳門聯手合作發展成為一個灣區經濟體，是前所未有，對香港和內地城市來說都是全新挑戰。
依靠政策改變來主導社會經濟發展，不可以由上而下，由政府領導強勢推行嗎？但以目前所見，特區政府既未有足夠民意支持，同時也未有足夠的政治能量。
陳爽表示，在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中，台灣並非旁觀者，而是合作夥伴。共同參與大灣區，建設符合歷史進程，符合合作原則，具有協同互補的優勢。
「傑出領袖對談系列」是嶺大慶祝在港復校50周年的主要活動之一，任志剛與歐陽伯權兩位嘉賓探討香港可如何適應各種轉變，提升及強化國際金融中心地位。
梁錦松認為現時全球的競爭格局已由國家之間的競爭，轉為城市群之間的競爭，未來香港於粵港澳大灣區的定位不應局限全球金融中心，亦應作為人才中心，為中國吸引來自全球的人才。
科技改變世界，而千禧世代亦為市場帶來翻天覆地的變化。資訊素養、高階思考和終身學習變得愈來愈重要。
李健麟認為亞洲東南部的大灣區的敲定，對香港中長線來說無疑是好消息。大灣區的概念是世界一體化的潮流，是強強聯合。
政府新一份財政預算案裏，自2018學年起，促進香港與內地姊妹學校交流試辦計劃將會恆常化，參與學校每年會獲發15萬元津貼。預計每年額外開支約1億7,000萬元。現在談談這交流計劃的看法。
特區政府要認真地利用大灣區的政策框架，不可能不調整其經濟角色。
香港命運不管如何轉變，最重要的，是香港人能保持不認輸的「底氣」。
世界上其他的灣區城市群，起初都是自組織的；政府只是在中後期，才在政策上加以配合罷了。
大灣區創新不僅僅是科技創新，還有體制的創新、路徑的創新；是次圓桌論壇聚焦灣區發展的建設，5位嘉賓發表對平台和體系完善、資金與產研結合、大灣區一體化的展望。
今天我們如果把創新因素、產業優勢和市場優勢有效結合好，那我相信我們將在科技創新、科技成果轉化、科技人才的培養方面產生更多的成果，更有效的推動香港的經濟進步，包括香港經濟結構的轉型。
香港有5家世界排名前列的大學，而內地大學的科研、教學與管理水平仍有一段距離。既然我們的大學有如此優勢，究竟在大灣區如何有更好的發揮？
在大灣區新概念底下，儘管行政地區依然存在，並且於管理上有所分別，將來我們對很多事物、活動的理解，應該是跨行政區的新的個體。
對年輕人來說，聶德權相信，最重要的是了解大灣區發展，親身體驗、交流、實習。
面對大灣區其他城市的競爭，蔡冠深認為，無論內地企業、新加坡，還是上海，都無法與香港競爭，他指出，目前有60%資金經過香港，他對香港在大灣區的發展充滿信心。
在此亂講中史的時代，如果讀一點中國歷史，可以提升一下對中國歷史評論的辨識水平，也算是一點意義吧。
「香港政府必須全面檢討，否則的話不僅人工智能，就連智能城市的發展都會大大落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