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之下反映不只是口罩之間的隔閡，而是不同教育體制之間的隔閡。
這一代的學生不像從前欠缺娛樂的世代，面對引誘而鬆懈下來的機會遠遠多出很多，但引誘愈多，愈能把持的話，就愈見心靈的強大。
為幫助受疫情影響需要學業支援的中四至中六文憑試學生，港大及中大推出多項線上支援學習系統，幫助中學生暑假留家抗疫的同時，不中斷考試學習。
身處非常時刻，需要彼此諒解，共度難關。有宗教信仰或共同哲學理念，例如儒家的克己復禮，又或有濃厚的家庭觀念，大家要互愛。
我少時家境並不富裕，當家母知道我決定要到美國升學不但沒有質疑我的抉擇，更為我訂了一張單程機票，並將她辛苦儲來的500美元交到我手上。這份無聲卻充滿慈愛的支持，一直鼓舞着我堅定地追求理想及克服種種困難。
早前，教育局推出優化高中四個核心科目的諮詢文件，當中涉及極具爭議性的通識科改革。黃家樑校長就此次課程改革深入分析，以探討上述改革是否切中時弊和行之有效。
近月疫情反反覆覆，各級學校如何同時兼顧有效防疫和學生學習？
文憑試歷史科一試題引起的爭議，至今仍未了結。有資深教師認為，出題是考核學生的思辨能力，無意美化日本侵華。
通識教育科會否把劍指海外學府的精英學生排斥出文憑試，或成為使更多學生「跳船」到國際學校、提供國際課程的直資學校或是海外寄宿學校就讀的推手，值得深思。
從文憑試中文科的「讀、寫、聽、說」四卷來看，聽、說兩項的設立其實模仿學習外語的英文科，然而審視它們的考核重點，不難發現其中的弊端。
若聯招辦事處也不公布大學課程收生平均分，幾乎可預料一、兩年內大學的收生安排，很可能有翻天覆地的轉變。
教育界的尊嚴斲喪殆盡，而更嚴重的是，中文科竟成為學生心目中壓力沉重、索然無味甚至深感厭惡的學科。歸根究柢，學、教、考三方面都須作深切的檢討。
對於無法取得入讀大學最低條件的學生，政府可有考慮給予他們另類機會，學界又可為他們做些什麼？這個問題值得深思！
每年大學聯招放榜，當是檢閱應屆考生的情緒智商及逆境智商，家家有求，對政府而言，也實在有責任，考慮要從中減省甚或剔走哪些短期或長期困擾未來考生的舉措。
面對種種困境，實在令人感到無奈。中國文學淪為「夕陽」科目，已是意料中事。香港文學課程未來的走向，與高中學制和語文課程的發展息息相關。
考試傳奇，明年再創。對無法創造考試特優成績的大多數學生來說，大多數科目的應考課程內容，要減量提質，同樣是大家所樂見！
在DSE考多少分真的代表不了什麼，有時副學士升上大學的，或分數較低的同學在大學的表現更好。因為大學要求的，是認真探求知識的態度，而不是只求符合達標的人。
通識科存在的必要性固然無容置疑，然而當中的執行細節以及評核方式，實在還有很多商榷的餘地。
提升應用學習的認受性，減低應用學習科目的標籤及次等化的效應，有助學生利用應用學習科目成績作升學用途，成為他們在新高中公路上的一個支路出口。
《財政預算案》眾多教育開支當中，「未來一年，全免DSE的考試費」一項最引起大眾爭議。這措施能否對來屆報考的中學生得益？
她值得為我們的下一代作出這麼大的犧牲？而我們沒有其他人為此挺身而出？
教育烏托邦只能存乎心中，不能寓於政策。教育精英的理念也應稍為「貼地」才好。
今年中學文憑試歷史科試題掀起熱烈討論，事緣試卷內兩條題目被認為涉及敏感政治議題。其中一條題目提到中國共產黨對民主政治立場轉變，該題資料引用1943年中共黨報節錄指「美國在民主政治上對落後的中國做了一個示範的先驅」；另一資料則引用毛澤東於1945年中共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報告，稱「必須在全國範圍內實行民主改革⋯⋯一黨專政已喪失人心」，然後提問中共於1949年建國後是否「其指導原則較掌權前出現了巨變」。另一引起關注的題目與香港史相關，題目先引述1982年的民意調查，顯示本港市民支持香港回歸中國比例偏低，又引用許冠傑《同舟共濟》歌詞帶出港人移民外國的心態。這兩道題目之所以引起關注，是部份人士在網上發表言論，指擬卷者借題發揮，達到「借古諷今」之效，第一題有暗諷中國現政權一黨專政之意，帶出對中國政府的批評；第二題則指當年香港回歸不符合港人主流民意，帶出港人抗拒國民身份的觀點。 考生答題會「嚇到瀨尿」 就上述歷史科試題，部份媒體或評論者認為題目擬定得非常好，不畏強權，敢於挑戰現政權，所以要向出題者致敬，又謂考評局有人會「收大信封」，考生答題會「嚇到瀨尿」，左派學校歷史老師面對試卷會難以自處等。其實，中國歷史和世界歷史科考問所謂政治敏感史事，又或是通識科提問政治性的議題，可謂屢見不鮮，擬題者不見得會因其政治性而有所迴避，如高考中史科曾考問「文化大革命何以被目為『十年浩劫』?」，在選題和用詞上不見得有何避忌；當年通識科也曾多次就藏獨、疆獨、一黨專政等議題加以考問，只要是課程範圍以內的，也輪流出現，不會刻意迴避。至於教材方面，本港歷史教育近20、30年已建立客觀中立的優良傳統，教科書不見得在現代和當代史課題上有所避忌，能做到不偏不倚，即使是社會大眾認為是極其敏感的六四事件等，也早已並一直載入歷史教科書之中。至於本港的歷史教育工作者，教學和評卷時亦能論從史出，有根有據，中立持平，是其是，非其非。因此，偶爾看到今年歷史科試題內所謂敏感資料和提問，即群起而討論，其實只是大驚小怪，對教育現場欠缺了解，低估香港教師的專業態度，令人啼笑皆非。 不過，話得說回頭，香港歷史教育不是「自古至今」都是開放中立，沒有政治敏感問題存在，也不是政治從沒有干預教學。不過，干預發生的時代不是今時今日，而是80年代以前港英殖地民政府統治時期。1950年韓戰爆發，東西方冷戰展開，港府從本身政治利益出發，刻意在文化和教育中剔除政治敏感因素，釐訂中史教學目標時，明確指出中史教學不能鼓吹民族自負和宣揚仇外情緒。1956年，國民黨成員在港發起「雙十暴動」，危害港府統治，於是中史課程不得不加以修訂。當時英文中學和中文中學的中史教學皆以「現代史」為重心，但學習現代史使學生認識到當前政治社會問題，容易激起民族意識，對殖民政府統治大為不利。於是，中文中學和英文中學的中史課程分別在1960和1958修訂，課程內容的下限改為1911年，也就是將現代史部分刪去了。在1963年，中文中學中史科會考課程更以1793年的「馬卡尼來華」為下限，刻意迴避鴉片戰爭的課題。 及至70年代，中國與西方國家的緊張關係隨著尼克遜訪華而紓緩，港府開始解放中史科禁區。1972年，英中中史課程加入了「現代史」，並增加「共產黨之興起與國共關係」的題目；而1975年頒布的初中課程，更突破性的加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及「當代中國的內政與外交」。然而，港府對「民族感情」仍有抗拒，故當時編訂的初中課程綱要，教學目標只有傳統文化認識，而沒有「民族意識」的培養。再者，由於當年左右兩派在香港的勢力根深蒂固，政治鬥爭出現在不同範疇，教育自難置身事外，不少學校和教師在教學時都會有意無意之間，對國民黨或共產黨有所偏向，課堂教學的政治中立無從談起，這一點相信曾在60、 70年代接受教育的港人都會有所記憶。 踏進80年代，隨著九七回歸臨近，中國歷史科改革的呼聲日漸壯大，加上課程發展議會加入了不少非官方成員，港英政府對課程的控制相對下降。1992年推出的高級程度中史科課程不但加入了「當代史」，教學目標也明確列出「啟發民族責任感」；會考中史課程亦於1993作出相應改革。再者，隨著左右兩派在香港進行的政治鬥爭減退，特別是新一代歷史教師的湧現，他們多能拋去種種的歷史包袱，秉持歷史教育的專業精神，令客觀獨立的歷史教育氛圍漸漸形成。 香港社會高度政治化 過度解讀 不過，隨著近年香港社會高度政治化，歷史教育隱憂再現，今次歷史科試題事件正事最好例子。而我認為對歷史教育構成重大威脅的不是坊間所謂的政治壓力或自我審查，而是社會在高度政治化下對歷史事件「古為今用」，或作出過度解讀，或只摘取有利宣傳個人政治信念的內容加以放大，或為個人立場而歪曲史實和斷章取義，以達到「抽水」之目的。以今次試題事件為例，坊間的炒作，無非是想借此批評中國現政權，表達部份人士對回歸後政局的不滿。姑勿論其觀點孰是孰非，評論過程就無形中歪曲了香港教育專業在擬題、教學、編訂教材的實況，並主觀地摘取合乎個人立場的史事而無視當時歷史的客觀事實和全面情況，美其名為借古諷今，實則是古為今用。 無疑，「政治」與「歷史」之間的而且確存在微妙關係。而基於香港特殊政治狀況，歷史教學長久以來更被視作敏感課題，帶有濃烈政治色彩。所謂一切的歷史都是當代史，人們對歷史的認識和理解具有潛在的政治意義，大眾對當前政治社會問題的「立場」亦與歷史教學的「定位」有不可分割的關係，歷史教育可說是構建意識型態的重要手段。因此，歷史教育必須區分「借古鑑今」和「古為今用」，前者是立足於史實，客觀獨立，中立持平，不偏不倚；後者則斷章取義，甚至歪曲史實，旨在宣傳己見，無視歷史的真實性和客觀性。今次歷史科試題事件正好提醒我們，歷史教育工作者必須繼續獨立客觀的精神，避免歷史教育政治化。
香港長期依靠公帑資助大學，私立自資院校起步遲發展較新，私校仍難與公校在資源、聲譽與排名上作競爭，一些社會人士對私校仍欠足夠了解。
鄭光廷教授點出：「上一個世紀時科學主導，這個世紀是工程來挑大樑。」高科技的重點已從美國逐漸轉移到亞洲，而香港是亞洲最國際化的城市，未來香港需要更多工程師推動發展。
高中教育，作為普及的基礎教育，選修科作為學生升學或工作的預備，只是高中教育的其中一個部分。
從生理發展來說，女生比男生早熟最少一至兩年，即是說男生可能要多讀一、兩年才能達到女生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