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來美日韓聯合軍演，一次比一次猛烈凌厲，不斷挑動朝鮮的神經，其實是美國對日韓軍售的市場開發和推銷策略。什麼「韓式核共享」？美國不買這一套，只要尹錫悅乖乖聽話，唯唯諾諾、唯命是從就得。
明明是內政問題，是黨爭，是政治權力鬥爭，甚至是涉及個人刑事問題乃至個人權位問題，尹錫悅卻硬要說成是南北對立問題，指責在野黨是親北方敵對勢力。為一己之私，在民族傷口上撒鹽的人，終將成為民族的罪人。
據韓媒報道，南韓6大反對黨今日已提交彈劾尹錫悅的法案，該法案可能6或7日舉行投票，隨着事件持續發酵，極可能為尹的政治生涯劃上句號。
中俄對於國際格局的看法有共同之處，那就是對美國不滿，對現有西方主導的國際機制不滿，這是近幾年中俄走近的心理基礎，但是雙方不滿的程度是不一樣的。
對短暫停留的未成年客買馬是否要設限？會否增加跨境債務、大耳窿等問題？馬會認為「非常」博彩既禁無可禁，不如「寓禁於徵」，由政府管控、為公共增收。
鑑於美日韓三國軍事合作升溫，而韓美亦定期進行軍事演習，這促使平壤將韓國及其盟國視為主要軍事和安全的威脅，朝韓關係因此變得更不穩定。
根據網上資料，朝鮮運動員的培養方法，與其他運動强國並無不同。主要是早期選材與集中培訓，選拔具有運動天賦的孩子，送入專門的體育學校進行培訓，確保運動員從小就接受系統的訓練。
俄朝兩國現在都有求於中國，東北亞的國際局勢，正朝着有利於中國的方向演變，中國面臨難得的戰略機遇期，時不我待，得把握住這個機會，理直氣壯地提出要求，一舉解決圖們江的出海口問題。
過去一年國際關係動盪多。立法會議員、香港中文大學工程學院副院長黃錦輝認為，俄烏戰爭將繼續是全球風險所在，國際合作氛圍將被多極衝突取代。一起聽聽他的分析。
「新羅是韓國（那時叫朝鮮）的王朝，我開的餐廳，叫新羅寶，容易記呀！」Choi笑着解釋。
為何一個英國貴族會同情日本在殖民地遇上的種種困難？他背後有什麼思想主導了他偏執的語言？黃振威從他日本的足跡和你娓娓道來。
2019年應在歷史上定位為中美「超限戰」元年，可以確定，此戰一去30年，不因特朗普連任與否而改變，美國的國力相對衰弱卻因特朗普的孤立主義，而眾怒所歸，多四年更好。
香港沙頭角的形勢對比防川的敏感三國位置，顯然單純得多，連防川都能夠為了促進旅遊教育而協調得出進入軍事禁區的便民安排，沙頭角也應該能夠找到不破壞保安而又便民和促進偏遠鄉郊發展的方案。
從中朝貿易統計數字看，聯合國不斷加碼的禁運對朝鮮的經濟打擊是很大的，。因此，金正恩是很急於在特金會中取得成果，主要是希望除去禁運的緊㧜咒！而只有這樣朝鮮才有實現現代化發展的機會！
2010年，金正恩還只是個長着娃娃臉的金氏王朝接班人，特朗普稱他「又矮又胖」，是「生病的小狗」；二人半年前還劍拔弩張，互嗆核武按鈕很大顆，突然從仇人變成渴望見面的忘年交，美朝終於打開敵對已久的大門。
若干年前我跟一位在美國研究朝鮮文化的學者談及朝鮮這個民族，他說朝鮮人善於不知死活地拼搏。希望金正恩在大力開放後會盡量寬容，讓人民享受市場經濟的多彩多姿。
中國全方位參與北韓經濟社會發展，不僅符合兩國經濟利益，也符合雙方戰略和地緣政治上的現實需要。
金正恩的戰略似乎是置之死地而後生。站在道德高地，掀動南韓的民族情緒和反戰心態，從而與南韓綑綁一起來進行經濟開放與改革，從根本改變兩韓之局。
如果金正恩選擇先和文在寅見面，接着便和特朗普會談，之後無論他會不會和習近平會面，對朝鮮不利的開局將會米已成炊，無法或難以挽救了。
中國發起狠來，尚可停止借債給美國及賣掉手上的美債，又或容許朝鮮搞搞局，美國也難以安睡。
享有「北韓鄧麗君」美譽的北韓三池淵管弦樂團團長玄松月，率領的冬奧藝術團先遣隊，1月22日完成訪問南韓後，回到平壤。不過，她在南韓刮起的旋風，至今依然風聲未消。
沒有了美國駐軍，兩韓可以和解，日本、中國、俄羅斯也可以與兩韓一起協商發展東北亞。
袁世凱能成為獨當一面的練兵大員，其實也費盡心機，四處奔走，並非理所當然的天降大任，
1884年（甲申年），朝鮮發生內亂，袁世凱帶兵殺入漢城，將引起動亂的親日派大院君誘捕押回天津，平息內亂。然而，列強對朝鮮各有所圖，清廷對外則以和為貴，袁氏以一人之力在朝鮮維護大清宗主國地位，景況可知。
「通俄門」要成為不可原諒的罪名，對美國公論來說還需要一個先決條件──即俄羅斯是不是美國的敵國？
倘若北朝鮮真的有了洲際導彈，最受影響的應是美國。
不巧的是平壤在美軍兵臨城下的時刻，展開了其史上最大的閱兵。
毫不誇張地說，今天的世界處於一個｢不確定性｣（或者通俗地說是｢亂世｣）狀態。地緣政治面臨急劇的變動。英國脫歐、南中國海、朝鮮半島、中東和敘利亞、印度和巴基斯坦、中國與美國、美國與俄羅斯、中國與俄羅斯等所有重要的方面都在發生變化。所有的變化是地緣政治變化的產物，也反過來重塑新的地緣政治格局。世界經濟也是如此。 西方引導的全球化開始出現逆轉，儘管這並不在任何意義上意味着全球化的終結，但也表明西方和美國在領導全球化方面，已顯得力不從心，世界經濟的發展需要新的領頭羊。對崛起中的中國來說，所有這些變化應當被視為正面和積極；如果中國能夠抓住機遇，便是崛起的好機會，在｢不確定性｣中崛起，重塑區域甚至是國際秩序。 意大利古典政治哲學家馬基雅維利（Machiavelli）在論述政治人物的政治作為時，專門討論了｢運氣｣或｢命運｣的作用。其實，在國際舞臺上，一個國家的作為也是如此。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不確定性｣可以解讀為中國崛起的｢運氣｣或｢命運｣。因此，人們首先不應當悲觀地把｢不確定性｣視為負面。 所謂的｢不確定性｣只是一個客觀的局面，是時勢變化所致。任何國家都要根據時勢的變化，來調整自己的國際角色。不管怎麼說，中國崛起也是當今世界｢不確定性｣的一個重要根源。 中國是否可以抓住自己崛起的｢運氣｣和｢命運｣呢？這些年來，中國的確在努力這樣做。在南中國海問題上，因為涉及中國所明確規定的｢核心利益｣問題，中國冒了很大的風險，有所進步。今天南中國海局勢基本穩定，而且中國掌握了主動權。在國際經濟上，中國也在努力繼續推動自由貿易，通過｢一帶一路｣等方式方法扮演世界經濟發展的領頭羊角色。 但是，人們不難觀察到，中國也在竭盡全力、非常算計和理性地｢規避｣風險。然而，規避短期風險反而招致長期的更大風險。這尤其表現在處理朝鮮半島問題上。中國努力不少，但直到今天，韓朝沒有一方會考慮中國的利益，各自完全根據自己的需要，來做損害中國國家利益的事情。 儘管外界認為中國對朝鮮半島有影響力，但實際上沒有一個受中國影響；不僅如此，中國反而變成了韓朝的｢人質｣。面對這些較小國家，中國除了民族主義或民粹主義式的抗議，似乎什麼辦法也沒有。對朝鮮半島缺少影響，並不是說中國缺少能力，而是中國選擇不去使用可以產生影響的能力。 在國際經濟方面也有類似的情形。中國一方面加入國際經濟秩序，也有能力去引導國際經濟發展，但同時對現存國際經濟體制（明確地說是自由主義的國際經濟體系）抱着深刻的懷疑態度，總覺得這個體系是一個｢陰謀｣或｢陷阱｣。很多人因此認為，中國在國際體系裏面是個｢半心半意｣的角色。 中國在放棄促成崛起的機會 中國的作為和俄羅斯的作為形成了極其鮮明的對比。前蘇聯解體之後，俄羅斯一蹶不振，直到總統普京執政之後，俄羅斯才穩定了政局。不管從哪個角度看，俄羅斯都已失去往日的輝煌。儘管俄羅斯到今天為止仍是軍事強國，但主要還是前蘇聯的功勞。經濟力量遠不如以前，經濟結構單一，看不到明確的前途。政治上主要是圍繞着普京一人的政治，儘管目前強勢，但未來仍然很不確定。 不過，俄羅斯不愧為一個戰鬥的民族，明明沒有能力做大國了，但不僅在苦苦支撐着其所認為的大國地位，而且時刻尋找機會復興俄羅斯的輝煌。如果得到機會，俄羅斯一個也不會放棄。在這一點上，俄羅斯人還是很驕傲的，認為當今世上能夠和美國爭取平等地位的仍然只有俄羅斯。中國則不一樣，明明出現了很多能夠促成其崛起的機會，但在一個接一個地放棄機會，不管是故意的還是無意的。 這個現象使得人們擔心，今天中國的崛起是否會陷入｢明朝陷阱｣，即在沒有真正崛起之前開始衰落。這裏指的是明朝失去了中國成為海洋國家的機遇。明朝是世界海洋時代的開始，當時，中國政府和民間海洋力量皆為世界第一。如果鄭和｢下西洋｣代表政府力量，東南沿海一帶｢猖獗｣的｢倭寇｣海洋活動，則反映了民間力量。 不過，正如人們日後所看到的，僅僅因為朝廷的意識形態和一些既得利益的阻礙，中國在此後數百年時間裏把自己｢封鎖｣起來，變成了一個地地道道的陸地國家，最終成為西方海洋國家的｢階下囚｣。 今天的中國會否再次像明朝那樣，主動放棄真正崛起的機遇呢？提出這個問題是有意義的，因為中國面臨着諸多促成自己放棄機遇的因素。至少可以從以下四個方面來討論。 第一，中國已經沒有大國的記憶。中國從秦朝統一國家，到漢唐不僅在地域上大擴張，而且建立起當時最強大的政治體制，所建立的國家制度被西方稱為｢開放的帝國｣。之後的王朝（主要是蒙古人和滿族人所建立的王朝）儘管在疆域方面有擴張，但在制度建設方面沒有什麼創新。 明清之後，中國王朝變得愈來愈封閉，最終被近代西方所產生和發展起來的主權國家打敗。近代以來，中國人受苦受難，到今天為止，中國人有太多的弱國記憶、苦難記憶和受害者記憶。從這個角度來看，不難理解今天的中國人祈禱國際和平與國際公正。不過，一些人（尤其是精英階層）的｢受害者｣心態過於強烈，缺少自信，不僅認識不到機遇，有了機遇也抓不住。沒有人會懷疑中國人對和平與正義的訴求，但國際和平與國際正義等諸多價值絕對不會從天上掉下來，而是要鬥爭出來的。 第二，今天的中國有太多的意識形態束縛。對敘利亞、朝鮮、美國、俄國等的看法都深受意識形態影響。｢意識形態化｣表明人們已經不能實事求是地去看一個問題或事物，而只能從一個特定的意識形態角度去看它們，結果看到的不是事實的真相，而只是基於｢偏見｣之上的幻影。 這裏僅以美國為例。在很多中國人的眼中，美國已經成為一種｢意識形態｣，即｢敵人｣。很多人不滿於美國把中國視為｢敵人｣，但忘記了自己也把美國視為｢敵人｣。一旦把美國視為｢敵人｣，自然就不能對美國作科學理性的分析。 結果，美國做什麼，中國就要反對什麼；美國不做什麼，中國就要做什麼。這使得中國在國際社會上失去太多的東西，包括道德。一些事情，美國從道義出發，佔據了道德制高點，結果中國反對，自然得不到很多國家的支持。實際上，作為大國，美國和中國擁有很多一樣或類似的道德價值觀和國際責任。 兩國國家利益不同，分歧不可避免，但這些分歧不能簡單地用意識形態來看待。對美國的態度，中國本該支持的就支持，該反對的就反對，但因為美國被視為一種意識形態，結果既看不到一個真實的美國，也看不到自己在處理和美國關係中的真實利益，處處陷於被動。 中國領導人應有實事求是精神 第三，錯誤理解毛澤東。毛澤東時代中國是弱國，針對美國和西方列強的圍堵和遏止，中國發展出強大的民族主義。（實際上，這種民族主義至少自孫中山先生開始就已經在塑造）。不過，毛澤東更是一個現實主義者。毛澤東發展出｢三個世界｣理論，為很多國家所接受。這主要是因為｢三個世界｣的理論不是建立在意識形態上，而是建立在實事求是的原則上。例如毛澤東把美國和蘇聯這兩個擁有對立意識形態的國家列為｢第一世界｣，而把很多西方國家列為｢第二世界｣。 這種實事求是的分類，使得毛澤東正確和精確地看到西方國家之間的矛盾，從而為中國外交找到巨大的空間。在和美國打交道上，毛澤東的現實主義表現得更是充分。在意識形態上，毛澤東痛恨｢右派｣，但在和美國打交道時，他明確表示喜歡美國的｢右派｣，因為｢右派｣比較接近實際，講利益。 他不喜歡和美國｢左派｣打交道，因為｢左派｣講意識形態，講價值觀。在代表美國的｢右派｣（即共和黨）總統尼遜執政期間，中國和美國順利恢復邦交，這和毛澤東的實事求是精神分不開。客觀上說，毛澤東是有意識形態的，但這種意識形態並沒有妨礙他的實事求是精神。 第四，錯誤理解鄧小平。和毛澤東一樣，鄧小平也是現實主義者。在外交上，他提倡｢韜光養晦，有所作為｣。人們只關切｢韜光養晦｣，忘記了｢有所作為｣。正是｢有所作為｣，鄧小平時代的中國抓住了所有機遇，既避免國家危機，也實現高速發展。1980年代開始的改革開放、1990年代初的｢南巡｣和後期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等，背後都是鄧小平實事求是的精神。 在對美國的態度上，鄧小平永遠旗幟鮮明，尤其表現在其對美國在中國內部事務的干預方面所表現出來的憤怒；另一方面，鄧小平也把美國看成中國學習的對象。在內部發展上，他更是把人們高度意識形態化的｢市場經濟｣，視為一種發展的工具，一種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都可以使用的工具。沒有鄧小平的實事求是精神，很難想像中國能在1970年代後期走出文革困境、在1980年代末走出內外部因素所造成的政治困境，以及1990年代的與世界接軌。 ｢韜光養晦｣和｢永不稱霸｣應當是永恆的原則，但這並不是說中國不要作為，不要鬥爭，更不是用各種方式來論證變相的｢不作為｣。現在有一些人把｢韜光養晦｣解讀成｢不用作為｣，這是完全的錯誤，這僅僅是對自己不作為的低劣辯護。 在國際關係上，經驗告訴人們，如果一個國家抗拒自己的｢命運｣，最終會受到｢命運｣的懲罰。正如內部改革的前提是思想解放一樣，外部崛起也要思想解放。只有思想解放才會把自己從眼前的利益格局中解放出來，才會在更高的格局中找到自己的新利益。 大國的｢命運｣在招呼中國，但如果繼續受制於意識形態、受制於眼前的局部利益，將很難看到已經降臨的｢命運｣，也很難實現真正的崛起。
朝鮮傾其國力發展核武，為此目的而罔顧民生並一再耍弄國際社會，最終也禍及自身。
北韓傾全國之力，背城一戰發展核武和導彈，是該政權求生的唯一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