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中的作家和他們的作品,建構了我相當一部分的文藝認知地圖,也見證了我接觸外國文學的路徑,而這亦是我將本書命名為《異國文學行腳》的原因。
近年,大灣區增加港人子弟學校,對於香港教育制度是好是壞?曹啓樂校長與鄭家寶校長大談港人子弟學校數量、採用香港師資、香港少子化問題,認為業界不應視內地升學為損失。
大灣區發展關鍵中的關鍵,當是教育,如何教、怎樣教、教些什麼?任何地方乃至國家對教育的重視、規劃與落實,都是興衰所在。
教協走上歪路是司徒華將之政治化,與支聯會一起,為了議會選舉政治。司徒華自以為可恰當把持,不會失控。但他死後,支聯會與教協都同樣被激進政治所挾持。一是議員高薪厚祿的吸引,二是外力的滲入。
由十多個教育團體團體組成的「教育專業聯盟」宣布報名參選今屆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選舉(教育界),同時公布參選政綱及代表人選。希冀協助選出對香港教育政策有規劃、決策及推動能力的立法會議員及特首。
不少運動員既是體育精英,也是「讀得書之人」,用一句通俗的話說,就是文武雙全;何詩蓓就是典型之一。反觀今天的教育方向,就是一種「倒模式」的設計,把年輕人的腦袋束縛起來,長遠來說,只會導致「思想便秘」。
筆者認為國家安全教都是一些切合課程宗旨、建基於事實、合乎情理的內容,對加強新一代國家安全意識相信有一定幫助,也可以令學生認識香港與國家的緊密關係,從不同角度理解國家安全的知識,引起同學關心相關的時事。
教育,有時候是小節見真章。筆者認為,在香港推動國民教育的滲透課程,其中的一個小節,「籍貫」教育得要重視。
離開了課室,給了教師一個機會,試驗各種讓學生掌握自己學習的可能性。這些試驗,並不一定馬上生效,也要準備會有失敗。但是疫情逼出來的嘗試,似乎並沒有普遍的挫敗。這是非常可喜的。
似乎自1977年起,教育真是一無是處了。但現實又是否真的這樣,這本就應看看你用什麼量尺來量度教育。歸根究柢一個評鑑準則,就是你想維持精英教育,還是迎着世界發展潮流,讓教育普及化。
當年的獅子山下已是過時的神話,再也代表不了香港,至少新一代港人無法代入那個想像。何處再尋找到足以振奮市民、具有共識的香港精神?
在中國,很多科技的突破,是因為國家有明確的方向,機構、人員、資源,都是按照國家的方向而全面安排。
中國人有句老生常談,叫「知難而退」,這跟懂得在適當的時候放手,具有異曲同工的功效。
過去,有人說香港教育有點被荒廢了,「百廢待舉」。這份報告可以說是消除了這種疑慮。但是,下一步怎麼走?香港教育,要「上一個台階」,會是怎麼樣?
教育官員沒使命、沒熱情、沒方法有如惡吏,但沒作為其實也不算罪惡,最慘是想出不同方法去評核、去營造分數競賽,以證明自己的存在價值。
香港公立學校的進取心與活動力,主要不是來自上級政府的鞭策,而是來自辦學團體的熱忱。也就是說,香港的學校,有較大的發揮空間。
浮萍聚散匆匆,雪泥鴻爪,不知他們還有幾人記得他們的青蔥歲月?當年事跡,總是社會上的一個印記。回想這群學生的處境和表現,是誰之過?
香港的教育是打擊熱情,任何玩物的結論必是喪志而非勵志。教育有激情,才可把考試成績低分的同學視作瑰寶來培育。
很多家長不信任香港教育,送子女留學。如把海外留學只是作為一種替代品,替代以為無可救藥的香港教育,這種思維不單對學生將來的發展有窒礙、家庭乃至整個社會也會背負沉重的代價。
蕭炳基教授是一位極具睿智和遠見的學者。他以謙虛的態度,一生鑽研學術,從事教育研究工作,為香港教育的現代化和科學化,付出了畢生的精力。
有些香港的學生成績名列前茅,公開試成績優異,但是不懂得與人相處,自私自利。個人的價值觀及行為操守是家庭、教師及社會的責任。
各個社會不同, 因而人才的需求不同,換言之教育的方式、目標、效能要求也不同。
文灼非說50歲那年決定創業,事隔幾年,回想當初的決定,沒有後悔。
目前DSE的空間太窄,望子成龍不應該只有一條路。
林太上場,重視教育,能不對此重視,而認真規管嗎?
陳美齡說:「反正我是白紙一張,無所謂。」
即使面對撲面而來的油煙和半熟的菜,Agnes 也要熄火放下鑊鏟,先解答孩子的問題。
香港科技大學(科大)周一舉行2015傳媒春茗,超過20家傳媒代表出席。校長陳繁昌聯同學院管理層向傳媒拜年,並公布科大未來新動向。為迎接即將到來的25年周年誌慶,科大將開展一連串計劃,並於未來五年耗資15億港元,在校園開展五個大型基建項目,務求為進一步提升科大的學習環境及配套。
袁博士雙眼通紅道:「不少老師的子女也有讀寫障礙,有特殊需要。很多時候,老師們都說到流淚,他們有時間照顧別人的小孩,卻沒有時間照顧自己的小孩。我自己也有小朋友,自問也對他有所虧欠,因為我有時間教導別人如何當一個好媽媽,自己卻做不到一個好榜樣。」 她認為主流教育明顯有責任培育學生,但是必須做好分工,這樣才能令主流教育發揮其功能。
在教育過程中,我們要重點培養學生一些有關競爭的素質,例如堅毅,不輕易放棄,以及自信,但不自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