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錢玄同過40歲生日時，胡適、劉半農等人想起錢玄同當年的激憤之語，真的寫就訃告、挽聯、挽詩以及悼念文章，並發出預告，計劃在《語絲》出一期「錢玄同先生成仁專號」。
最近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一個展覽讓觀眾在地上躺着欣賞詩歌。現場的設計效果當然有新意，至於感受如何則見仁見智。不過就乾隆夢見孝賢的情詩而言，只要讀懂詞句，再探究其典故，總有尷尬的感覺。
奧尼爾表示，多個國學大師研究胡適的著作都有拿來看，但沒法超越他們，只能用簡單語言介紹胡適的思想、他一生的故事，讓一般讀者有機會認識這位20世紀初，非常開明的學者、公共知識分子。
在原始和粗暴的二分思維下，只有高尚與卑劣、正義與邪惡、真理與錯誤、清醒和無知、民主和暴政、好人和壞人、黃色和藍色，中間丁點空間都絕對不允許。大人們在事後批評年輕人之同時，能否想想，為何當初不早說呢？
唐代小說何以稱傳奇呢？為什麼時人對唐代傳奇的認識比唐詩貧弱得多？
胡適促使白話文在今日社會流行，是其不可磨滅的功德。因白話文廣泛普遍的應用，間接幫助我國掃除了一半以上的文盲，功勳卓越。
能習文言文，好比學武先學紮馬，馬步穩了才耍功夫，招招得心應手。後兩三輩的文人，文言文讀得較少，根基較弱，沒有「紮馬」功力，功夫便虛浮了。
大學本應有校園自由、獨立思考空間，以孕育社會良知、培訓創新人才。胡適先後協助蔡元培、蔣夢麟，構築北京大學的校園自由，還開啟女性平等入學之門。
在香港長大的戰後嬰兒，大多如筆者一樣， 對清亡後的歷史一無所知，這就是當年的殖民地教育。 直到最近看了《覺醒年代》連續劇，才真的覺醒自己的無知與錯覺。
香港的大學生，急宜猛醒。今後10年，全球戰雲密布，在戰爭與和平之間，需要知所自處，知所抉擇。
Dane說：「70年代中，正值我小學五、六年級，暑假比較空閒，常常要幫父親把寫好的稿件送到報館，一送就是好幾家。」
「小說」一詞，早在二千多年前已見於《莊子》一書。但到唐代，才綻放出燦然華采。1919年「五四」文學運動，受歐洲文學影響，小說被推崇至文學殿堂。時至今日，文人創作中以撰寫小說最受大眾歡迎。
中共黨史與中國近現代史、中國改革開放的歷史是分不開的，香港的年輕人要認識國情，我推薦看這部《覺醒年代》。
幾個月前，程鼎一邀約沈西城和筆者在上海總會午飯敘舊，席間鼎一出示其父親的舊作《新文學家回想錄》，說這是孤本。一段文壇父子情逐漸浮露出來。
英國傳媒人和學人艾殊認為，要保有自由，勇氣和寬容這兩種精神缺一不可。自從網絡世界雄霸我們的溝通平台後，我有種印象，就是論者愈來愈勇不可擋，但卻很難對異議者寬容。這現象也發生在不少堅持自由的諸君當中。
1949年-1958年，胡適給人的印象多是「淒淒惶惶」、「窮困潦倒」、「有志難伸」甚至「喪家之犬」等，想多是受學者書生騷人墨客文字之誤。但印象終歸是印象。
唐代傳奇，隨着初唐、盛唐、中唐、晚唐而有不同面貌。就其內容而言，郭箴一《中國小說史》則分為神怪、戀愛、豪俠三大類。劉瑛《唐代傳奇研究》分為志怪、出世、諷刺、豪俠、愛情五大類。我們認為分為三類簡易明白。
章衣萍來頭不小，他的名字常與胡適和魯迅拉扯一起。章衣萍常到胡適家裏替胡適抄寫，和胡適一家稔熟，常以「我的朋友胡適之」自豪。
我在1983年11月出任港大中文學會的出版幹事，負責學會所有出版事宜，包括編輯年刊《友文》，由約稿、編輯到找印刷廠及廣告商，幾乎是一腳踢。沒想到，這一年的出版經驗，為我日後從事新聞出版行業埋下了伏筆。
儘管胡適和顧孟餘都可以說是一生為中國的自由民主努力不懈，但後者卻是近於被遺忘。這代表了今人在近代歷史上缺乏足夠的認知。今天《顧孟餘的清高》出版，算是一定程度上扭轉了這貧乏的局面。
美國要力爭5G市場，但卻欠10萬技術工人建5G基站，國內尚如此，到2026年也無法完成，又限制移民，但人才庫在中國，只要中國人不去，就無可奈何！
國史教育中心繼去年後再度舉辦「年度中國歷史人物選舉」，以五四運動為主題，魯迅獲選為2019年度中國歷史人物。魯迅不論在中、小學得票均取得絕對優勢，獲得逾12000票。
胡適在手稿裏介紹了他和陳伯莊的關係，1910年他們兩人考取了留美官費同船出國，陳伯莊那時只有17歲，胡適未滿19歲。
做人要做最上等的人，這才是有志氣的孩子。但志氣要放在心裏，要放在工夫裏，千萬不可放在嘴上。千萬不可擺在臉上。無論你的志氣怎樣高，對人切不可驕傲。
蔡元培是五四運動的守護者，守護北京大學的學術自由。但大家忘了他對學生運動的看法。他曾保釋32個北大學生。但他對學生的支持並非毫無底線的。學生在五四運動初興時表現的愛國大義、思想主體性等慢慢受到消解。
一個有底蘊的文化，不會排斥外來文化，而是善於融合外來文化，使自己的國力得以提升。在21世紀的今天，對於中國文化，我們不應只停留在背誦的層面，而是要深入了解，從而反思有沒有需要改進，或者保留的地方。
「名家系列講座」第一講，請來丁新豹教授（前排左三）、范永聰博士（前排左二），以及四位香港青年史學家年獎得主林俊朗、周正賢，李謙諾及梁文輝，分別撮述五四歷史人物。前排右一為陳學然博士、右四為作者。
政治是妥協的藝術，妥協不是一定要放棄原則，而是透過退讓和協商取得暫時的共識。所以妥協是任何一場運動以及實現目標過程中必須考慮的一個核心問題。
五四晉百，今年國家的外交內政，躋身列強，甚至是篤定已成為美、俄、中的三雄之一。但百年前後，人才在我國又要怎樣數算？是多還是少了呢？更重要的是，中國文化又要如何吐納，再創新篇章！
今日是五四運動100周年紀念日，回顧在「五四」和新文化運動影響下的香港往事，無疑是別具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