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對於西方國家尤其是英美國家，東亞社會的抗疫很顯然是比較成功的，而成功的關鍵在於東亞政府在抗疫過程中，能夠實現科學與政治之間的平衡。
決定一個國家抗疫成敗的因素是多種的。制度很重要，但制度並非唯一的決定因素。這也說明，制度決定論會導向很多謬誤。在危機之際，把制度簡化成為一種類似民主和專制那樣的意識形態更是危險。
港大帶領的國際研究團隊提出一種嶄新方法，採用人口流動數據，準確預測新冠肺炎傳播的規律，並建立風險評估模型，可於早期識別出傳播新冠肺炎的高風險地區，有助公共衛生專家及各國政府盡早實施傳染病防控措施。
中國政府拯救經濟的決心可能比任何政府更強大，同時作為第二大經濟體，今天的中國也更具有能力來拯救經濟。問題在於中國不缺錢，缺的是思想，即如何用錢。
現在疫情已席捲世界，每天傳媒都不厭其詳地以圖表方式顯示各地疫情發展，清楚看到各國情況都是同出一轍，確診個案在短期間由低位突然爆發上升，有如火箭騰空。
一場史無前例的病毒大流行正向全球各個角落衝撞，死亡籠罩着這個星球。但面對這場突如其來的天災，其中多少人禍是可以避免的呢？
在疫情襲擊的恐懼中，我們更不可以幸災樂禍地嘲笑別人的行為，透過渲染別國的疫情失控來展現自己的英明和偉大，而忘記了自己並沒有走出險境。
面對這樣的世紀疫情大流行的恐懼，我們缺乏的遠非控制疫情的疫苗！我們缺乏常識；我們缺乏見識；我們缺乏透明度；我們缺乏同理心；我們缺乏擔當；我們缺乏反思……
香港中文大學（中大）商學院最近發表研究進一步證實，假如在疫情爆發初期，政府沒有果斷對武漢市執行史無前例的封城令，中國國內新冠病毒的感染人數將遠比現有數字高。
為了拯救更多的生命，我們願意付出的經濟代價又是多少呢？
非常時期做非常規決策，央行以往僅依靠其他商業銀行辦事，但商業銀行本身有其風險衡量。
病毒已無處不在，而在紐約，我們正處於疫情的幾何級增長期。……我們擔心疫情將從美國沿海地區迅速直捲而來，橫掃中部。疫情已經存在了，很快我們就會看到幾何級增長。
中國政府具有強大的管控能力，使得疫情所導致的恐慌沒有爆發出來，而演變成為西方評論家普遍所認為的「政治危機」。現在的問題在於，西方各國有沒有能力控制疫情？疫情是否會演變成全球政治危機？
筆者認為，香港應認真考慮重新向已證有效遏止本土個案的地區「開關」。這是重新啟動經濟，給飲食業、零售業、酒店業、運輸業等重現生機的重要一步。
這場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武漢肺炎），現已幾乎遍布全球每一角落，所謂病毒會在夏天後減退的說法，仍是一個有待證實的假說，而且就算屬實，又會輪到南半球的國家擔憂。之後大家又問：夏天來了，秋天還會遠嗎？
日本、南韓、伊朗、意大利等國家，都在出現零星個案不久，即出現大規模的社區爆發。而且很多都不知道是如何感染，沒法像香港那樣，從源頭加以堵截。情況令人沒法安心。
筆者分析新型冠狀病毒爆發的整個過程，中共在處理「武漢肺炎」的幾個特點。
袁國勇憶述，他1月在北京就武漢肺炎疫情提出兩項建議，一個是現在防控視窗期已經很小，如果接下來幾天還不採取嚴厲措施，事態發展會更嚴重。另一個就是關於濫食和交易野生動物的管控。
以2020年土木相會為下一個運「九運」開始，我們已是步入下元九運之卦，卦為離。社會早已出現分離之象，反修例風波中，不少黃絲少年與藍絲家長爭吵，家庭不和思想分離；疫情下出現「封城」或隔離，更顯分離之卦。
今時今日疫情平息之後內地用什麼方法去刺激經濟，招數並不多，難度也大，比2003年要遠為艱難。
在《鼠疫》中，卡繆的筆下主人公們的行為向我們說明，唯一的選擇是站在受害者一邊與禍害作鬥爭。一邊是鼠疫，另一邊是受害者，陣線截然分明，沒有人可以做一個旁觀者。
有朋友說，如果林鄭月娥平時能夠取得市民的認同，也許大家願意一起共度時艱。可惜，她的自大妄為和叛逆民意，成了一大障礙。這又是更深遠的問題了。
有人認為李文亮醫生只是一個普通人，他並沒有顯得多麼勇毅決絕，他只是在班級同學微信群裏提醒一線的醫生同學們注意保護。
封城的短期成本不少，但中國地方大，而且復元力強，長遠成本可控，而且會被人民其後的加倍勤奮抵銷掉。
武漢封城為創舉，沙士期間形勢更嚴峻也沒有封城，從隔阻疫情擴散的角度看，這當然有利，但對經濟的短期衝擊卻是顯而易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