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式的社會主義，一切有固定指標，是計劃經濟Planned Economy，是死板的，而中國式社會主義是靈活的，摸著石頭過河，改變迅速，是規劃經濟Planning Economy。
美國下一代愈來愈對社會主義有好感，傳統和保守主義包括英國的皇室君主立憲，愈來愈受到下一代的質疑和敵視。這才是西方世界失去方向的最大問題。
鄭永年建議，中國在南海不應過度關注軍事、地緣政治等問題，而應更關切經濟問題，通過在南海、湄公河建設開放型經濟圈。中國也應與東盟建立開放包容、不針對第三方的新型多邊關係，聚焦解決區域問題。
香港社會貧富依然有差別，但有社會向上流動力，加上廉政公署，英國人就這樣建設成一個和諧的華人社會。三千年來罕有的安居樂業，直到1997年，連同豐厚的儲備，交還中國。
自人類有歷史以來，社會學家與政治領袖都一直在為達到「共同富裕」而努力。老子說「上善若水」，原因是水會為追求平等而終身努力不懈（流到世界同一水平）。
今天中國已毋須一定向西方看齊，重複資本主義的道路，可以開始走自己的路，演化出一個優越於現存資本主義的制度與社會。
現實不再是觸手可及，政治淪為教條主義的自我實現的預言，卻隨時會車毁人亡，這將會是大破大立時代治港的最大考驗。
資本主義的最大弱點，貧富極度懸殊是救不了，美國最大成功是吸引了全球人才到美國，一齊開發高科技，才有今日。但白人至上主義在過去4年勝出，高端人才如今要三思美國夢了。
當年鄧小平強調中國特色，至今還是有現實意義的。當年中央對香港無限寬容，而今要強調香港特色，是因為當年西方國家還沒有發動新冷戰，還承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即使是社會主義，還是可以合作的。
中國改革開放成功，實在仰望鄧小平決定恢復高考和大學制度。中國政府明白階級定性、推薦入學等禍害不得不除。
此一軍事政變，幕後不論有否中國興風作浪，緬甸國內的局勢複雜，是主要原因。
傅高義以中日兩國友人的情誼，胸懷千年歷史的專業知識，來為大家破解中日關係之「謎」與「結」。這位西方大學者真是一位難以複製的「東方之友」。
14億的中國人「團結，勇敢，捨身忘己」，又怎會怕3億「分裂，懦怯，只知有己」的美國人呢？
鄧小平堅持「實事求是」，打破「兩個估計」，「兩個凡是」，解放思想，真不容易。
2015年在大陸發生的「7.09」維權律師大抓捕，如今發生「1.06」香港版。被捕人士的身份不同，性質卻是一樣──打壓異類聲音。
傅高義教授一生從事中國與日本的研究，由於他的勤勉不懈，深厚學養，虛懷若谷（他每事問，永感不足），更由於他對研究對象（中、日）的敬意和極大的同理心，使他成為東亞研究的一位權威學者。
這次基辛格被解僱，而不是讓自然規律令他主動退下來，反映了特朗普總統關於「抽乾華盛頓沼澤」的決心。
由於中國在運用國家之手方面比西方更有經驗，加上資訊科技與大數據都加強了計劃經濟的可行性，中國的混合型經濟的優點日漸明顯。這一方面加強了中國的自信，同時亦引起了西方的猜忌。
在「一國」的前提下，愛國者治港的方針也屬理所當然。值得思考的地方包括「治港」的定義，以及在顧及實際情況下，有多少酌情或彈性處理的空間。
張維為指出，英文有個詞語short-termism（短期主義），可以形容今天西方普遍存在的只顧眼前、不顧未來，沒有規劃的狀況。
深圳特區有國家的政策傾斜，稅低，特權多；別處還不許經營的業務，國家會先開綠燈給深圳。
深圳的發展能取得這麼高的成就，按內地的說法是全靠中國共產黨的正確領導。這種說法從不同的角度可以有不同的理解。
根據《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大灣區的發展戰略定位包括依託香港的自由開放經濟體，發揮示範引領作用，更好地融入全球市場體制，建成世界新興產業、先進製造業和現代服務業基地。
聽不到外界的聲音，就不知外面發生什麼事？外面的人在想什麼？這種情況對執政者是最危險的。
官方當然把毛澤東置於至高無尚的地位，因為他是開國之君，對今天中共政權的合法性和延續性有重要作用，所以必須保護。
首先如何判斷外國的行動是「干擾」還是「干預」？其次是能不能拿出比對手高明的方法？更重要的是，對自己有沒有信心？
120年後的庚子年，西方人不能再用武力來八國聯軍入北京，但仍要干涉中國內政，不准香港《國安法》落實，否則要制裁中國官員，但G7已是江河日下，誰會怕制裁呢？
美國正着手切斷與中國的聯繫，並要求他的盟友亦盡可能去中國化。此舉勢必令中國的對外經濟無法如以前那樣順暢循環，生生不息。
香港本來是內政問題，社會動盪是因為特區政府施政失誤加上香港人抗拒北京過度介入香港事務所引起。可惜中央和特區政府都不願意承認自己管治的失敗。
吳永輝從1973年起在耀章公司掌舵超過47年，期間把握中國改革開放的機遇，重回內地市場發展，令公司業務再登高峰。吳永輝今天仍然在耀掌舵，日理萬機，對香港繼續作為全球金融中心與中西文化的交匯點充滿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