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政府與其喋喋不休緬懷「讓美國變得偉大」的主題，不如重新思考，它究竟希望創造什麼樣的美國和面對什麼樣的世界。
經過百多年的發展，民族主義成為了大一統政府的絆腳石，歐盟失去了英國一役，就是英國的民族主義從中作梗。若歐盟要持續壯大，便必須弱化各成員國的民族主義思潮，引入大量移民正是這個理由。
中國對二戰的看法，包括戰爭中的事件、戰爭的目的、戰爭的遺留影響等等，深深影響了她與其他國家交流的方式，而且與過去表現出來的形象差很多。
在身份及文化歸屬上，我們需要哪種思維？是演繹、歸納，還是任意否定批判？除了關注什麼令我歸來，什麼是我的理想家園外，我們更該反求諸己，撫心自問，在文化/身份認同上，我究竟為自己做了些什麼？
中美兩國是世界秩序的兩大支柱，美國不可能在沒有中國的情況下維持世界秩序，中國也不可能在沒有美國的情況下建立世界秩序。作為公民社會的一部分，我們應盡一切努力，讓雙方關係重回正常軌道。
雙重標準，真是港式世界公民論的核心元素，相當站不住腳，也無比「怪異」。但用在嘲弄或批評自己的國籍和同胞上，卻如此理直氣壯，正義凜然，仿如站在虛浮無根之高地上的道德判官，着實令人speechless。
即使中國所謂「失去了」美國和西方，中國人民不但不應該感到惋惜，反而應該視爲值得慶幸的事，因爲這代表「中國式現代化」的道路走對了。
古往今來，人類歷史始終是一個弱肉強食，優勝劣敗，你死我活的世界，個人離不開國籍、種族和膚色的標籤。當國際形勢發展到敵我雙方在戰場上兵戈相見時，我們會發現國家民族才是最根本的安身立命之道。
這星期的國際大事接連令人喘不過氣。美國考慮取消部分懲罰性關稅，英國首相約翰遜眾叛親離被迫請辭黨魁，安倍晉三被刺身亡等，都表明國際環境依舊風雲變幻。
日本的對華政策已經感受到了安倍的遺產：在未來幾十年裏，在一個自信和「野心勃勃」的中國，以及日美和日本與西方同盟之下，與中國進行務實接觸，並逐步進行軍事重整。
習近平的講話對於香港是高度正面的，香港應繼續認識到改善和提升治理水平、解決民生問題、維護國家主權和國家安全利益，釋放創造力和維持經濟動力，以增強香港的經濟實力和國際競爭力。
西方人對外使用雙重標準，致力抹黑他國的民族認同；對内則致力維護自身民族認同，「時刻不要忘了自己是誰」，如此都是維護自身利益，可以理解。但如果本國人都對這些言論拍手叫好，那就真是稀罕，也很值得深入研究。
「一國兩制」不表示香港要取消資本主義改行社會主義，而是要明白到中國在發展自具特色社會主義的同時，資本主義制度其合理性的一面有極佳的可供參考對照的作用。
現在法國竟有四成多的選民，投票給一個主張放棄普世價值的人，怎不令人有點驚異！如果普世價值的道德堡壘在法國也可以失守，在其他地方一定更難保得住。
香港的本地平台必須佔據主導地位，才能對抗西方媒體肆意制裁本地政要的手段，杜絕外國勢力干預，亦能避免以中國大陸媒體作為替代品，將極端民族主義和篩選言論的影響力降至最低。
俄羅斯的民主實驗失敗，因為國土面積大、資源豐富、人民有3億之多，比之波蘭、羅馬尼亞、捷克等，既是國力經濟優勢，也是沉重的包袱。
論意識形態的邪惡程度，希特拉遠遠超於普京。論發動戰爭的初心和各自的歷史虛無主義，兩個人都一樣。
莫迪企圖操弄民粹主義的行為，埋下不少社會衝突的種子，而且波及到鄰近國家，令原本已矛盾重重的鄰邦關係更是雪上加霜，恐怕最後會導致地區不穩。看來，美國向印度下重注是福是禍未可逆料。
谷愛淩橫空出世，在本屆冬奧為中國舉奪得自由式滑雪金牌，萬眾矚目，成為中國滑雪界的領軍人物和世界級運動明星，前途無可限量，媒體將之稱為「谷愛淩現象」。對我來說，谷愛淩現象反映出四大意涵。
經過40年的經濟快速成長之後，中國經濟正面對下行的巨大壓力。在這樣一個時刻，2022年中國需要一次新的「南巡」奇蹟，需要改革開放之後第三次與世界的重新連結和擺脫困境的革新。
中、美、加三方妥協，讓孟晚舟事件、康明凱事件告一段落。漁「舟」唱「晚」還抹出鮮紅的「中國紅」，「凱哥」（Michael Kovr）雖無「凱歌」、「凱旋」之勢，卻也回到自己的家園，又見橙紅的加拿大楓葉。
張贛萍把軍旅生涯出生入死的經歷寫入小說裏，處處有他的身影。他寫人物有血有肉，寫中華兒女同仇敵愾，寫國家、民族大義，夾敘夾議，文筆生動，吸引大量讀者。
大連的日本風情街「盛唐．小京都」開業短短9天即因捲入民族情緒的輿論漩渦，遭勒令停業。日本侵華、釣魚台爭端、篡改教科書和參拜靖國神社等「軍國主義」烙印，迫使「盛唐．小京都」成為外交衝突下的犧牲品。
成功移民的關鍵，就如木匠的座右銘「量度三次、鋸切一次」，鋸開的木，是可以用膠水駁回，但斷痕仍在。
美國2018年對華發動「貿易戰」後，中國外交作風漸趨強硬，外交部發言人在例行記者會上，對美國為主的西方減少使用謹慎的外交用語，甚至出言反駁，被外媒稱為「戰狼外交」。
令人擔憂的是，如今中國的大眾媒體不斷炒作盲目愛國情懷，利用百年國恥來哄抬恥辱感的敘事，甚至將中美矛盾提升到東西方文明衝突， 認為中美必須決一死戰。這一系列現象都與二戰前的日本所經歷的如出一轍。
如果我們沿用「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的老套路，來解讀中美博弈，美國則會認定中國是在動員全世界的共產黨，聯合起來對付「國際帝國主義」。這樣的雙方惡性互動，會變得「非正即邪」，你死我活。
如果實施《國安法》和新選舉制度只是填補香港在國家安全的短板治標手段的話，那麼「二次回歸」應當是治本的目標。
不少醫學專家一方面力撐科興疫苗，鼓勵市民接種，一方面就去接種另一種疫苗，又或不透露個人選擇。這種言論和行為的落差，是否源自一些常人難以明白的科學根據、專業判斷？
在現實主義的秩序裏，列強間的優勝劣敗大多由經濟實力所決定，美蘇之間也是如此，與它們的意識形態沒有多大關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