佔中搞手的「三招了」，是想延續佔中效應，將佔中消費到底，為即將舉行的區議會選舉和明年的立法會選舉，埋下繼續延燒的火種。也就是說，金鐘的火滅了，還要在全港繼續煽風點火。是否得逞，要看市民的反應。
美國是否通過定期發布評估香港高度自治的國務院和國會報告來干涉香港事務？如果香港對美國一無所求，美國的確在干涉香港事務。
所謂「港產片應拍給香港人看」，肯定是個錯誤透頂的口號，只會令市場愈做愈小；反過來，唯有秉持「港產片要拍給全世界人看」的精神，香港電影業才會愈做愈大、愈做愈強。
「一國兩制指數」問卷的1至7分評分中，青少年對中國人身份的認同雖然稍為上升，仍然僅僅是大於4，決策者仍須努力培育青少年對國家的認同。
全球化是一股客觀的不可控制的經社政力量，英美及歐洲的「民粹主義」是回應全球化的過程而產生，民粹主義可說是本土主義的一種。不過，外國的本土主義和香港的本土主義土壤及生態都不相同。
只要接上地氣，關於中國大陸文革的課程就能夠讓年輕一代在政治意識和社會行為上成熟得多、理性得多。
如果說，黃錢其濂早年的生活是一個「知識改變命運」的故事，接下來，Return一書便寫她對香港社會數十年來轉變的看法。
柯偉林道：「各社團都有權邀請嘉賓演講，只要不是暴力、恐嚇言論便可；再退一步而言，所有事情都應該允許，人們自己會有所思考和判斷。」
警隊上下必須明白，市民對執法警員的守法要求，遠高於一般人。
講公眾利益，把一宗涉及多名政治人物及學生領袖的案件好像無了期地拖延下去，就像在造成社會撕裂的傷口上不斷灑鹽，對於沒有政治傾向，只想社會少些爭拗的大多數港人都會覺得煩厭。
市民便會質疑司法是否已成為依法維穩，罔顧民情的行政工具，這將是對香港法治的最大破壞。
論本地社會的階級矛盾之尖銳和對抗之激烈，其實不下於中港矛盾。
政府依法執法，青年囂張的聲勢便一時而絕，投機者雞飛狗走，也使不少青年重新思考。
林鄭能一面倒獲勝，其中一個因素是被反對派迫出來的政治效應
回顧任內表現，他表示最困難的就是剛上任便遇上佔中，但當時與學生在金鐘對話的晚上令他畢生難忘 。
如果你相信人是有良知的，只是被外界事物影響，因而行惡。這近乎孟子的看法，也就是黎智英所說的「被權力和利益蒙閉了思想，麻木了良知」。孟子處理事情的方法比較主動，就是千方百計要「養」其夜氣，也就是培養與生俱來的浩然之氣，抗拒邪惡。而黎智英則比較被動：「良知會喚醒他們」。
在社會陷於政治化的環境下，我們盡量利用我們的多項優勢克服難關，開始逐步收復失地。
「我從前是悲觀的，但在這場雨傘運動看到希望。」與過往社會運動不同的是，雨傘運動不是由政治領袖發起，也不由他們帶領，而是很多個人身份的抗爭者分工合作，組織而成的一場運動。這種特質，讓李怡這個自稱悲觀的文人，看到一絲希望的燭光。
不少論者及媒體均將本年年底的區議會選舉（區選）與之前的區選加以比較，尤其是03年的區選。究竟今次區選有何看點？與其他屆數不同之處在哪？
「中國對香港的政策，是不是永遠只有一種方式呢？我認為最重要的，是要保持對中國政治的敏感度，要去掌握裏面有可能出現的變化。」
「大家不可再在低窪地、沼澤裏糾纏，需要站在一些高點，才可以清醒點，看得清晰些。我覺得行山都有這種感覺，我很喜歡行到最高的山脊時，被風吹來，令人清醒、好舒暢的感覺。我覺得面對香港局勢時都是這樣⋯⋯」
「滬港通其實是雙贏的，即是本地券商可能會多了生意，另外又會為內地帶來吸金能力。現在 A 股公司要吸引外國投資者的話，都需要提高其透明度，也需要多做一些投資者關係，公司的賬目即使不是採用國際標準編寫，但都要讓外國投資者看得更清楚，更靠近國際標準的透明度……」
來到表決的前夕，各方馬不停蹄，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不斷會見泛民議員，立法會行管會討論有關立法會大樓保安的事宜，民陣、新界社團聯會等組織相繼動員集會，一切如箭在弦，社會張力湧現。香港的前路將何去何從？本社早前訪問立法會主席曾鈺成及泛民主派資深立法會議員馮檢基，與讀者分析香港局勢，這次請來行政會議非官守議員召集人林煥光，剖析他對佔中、政改及香港前路的看法。
之前兩篇專訪，馮檢基為我們回顧了政改發展，以及香港政局的當前形勢。在最後一部分，我們問到了他對於香港未來的意見。下屆區議會選舉將於年末舉行，近來發生的種種政治事件，對於之後的發展，究竟會起着什麼影響？對於馮檢基來說，似乎堅持目標與理想，「一步一腳印」，就是當前應該做的事。
馮檢基：「我作為一個政治人，要參考之餘，也是為了自己的理想，對香港有願景，有目標。當民意與理想或願境出現矛盾的時候，就要有一些考慮與選擇。」
人人慨嘆蝸居難求，曹仁超覺得最可悲的是，香港人最大的願望竟然是買樓收租，包括大學生。「即使好運或者憑父蔭，25歲前儲到首期，開始供款，供到45歲為止，到時都不用想創業了。所以我經常寄語年輕人，不要讓500尺綁住你的青春。」
曾鈺成於上兩篇文章跟我們討論香港的管治問題，他認為問題主要在於兩個方面——體制漏洞和人才不足，更指出，在未解決普選問題的情況下，這些問題「沒得做」。但是，在今日政界不論建制、泛民都缺乏領軍人物、行政立法關係緊張到極點的情況下，要吸引政治人才談何容易？
去年9月，香港爆發了佔中運動（又名雨傘運動），是繼2003年七一大遊行和2012反國教運動後最大規模的政治動員。經濟學家曾預言會於佔中後浮現的經濟倒退似乎未見蹤影，反而近日恒指屢創新高，更一度升破28,000點。佔中過後，有人會認為是香港由盛轉衰的轉捩點，也有人覺得一代人已經覺醒，在政治動蕩的今日，我們應該如何審時度勢？本社最近專訪立法會主席曾鈺成，分析這次重大事件的意義。
我們必須盡量認真思考聯合執政的可能空間，其中相對多數和關鍵少數的共融共治觀念，可以提供探討此一話題的切入點。換言之，相對大黨不能以政治優勢自居，畢竟需要聯合其他政黨，才可取得較廣泛的民間支持；小黨亦不以自身力弱，放棄參與政治的母體，循共議途徑最終仍可逐步實現政黨的影響力。
非常落力批判港大法律學院的媒體，有一套只有他們自己才通得過的邏輯推理：佔中是外國勢力圍堵中國的一着，戴耀廷是敵人；而陳文敏既然屬於泛民陣營、屬於反對派，必然是在背後支撐戴耀廷；從而可以斷定，法律學院已經成為反對派的基地；因此 RAE 的結果，剛好方便地可以作為法律學院不務正業的佐證；罪魁禍首，就是當院長的陳文敏；而假如他當了副校長，港大就變成民主派當權；說不定是英國人校長的陰謀一着。有沒有想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