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應時代的呼嘯,沉浸式閱讀至關重要。初心未減、激濁揚清者,共勉之。
「十年窗下無人問,一舉成名天下知」是父母的期盼。不過,政途險惡,性情仁厚的讀書人或者別有懷抱。
不讀史,無以言。教育下一代,一定要從對歷史人物和歷史事蹟的學習和認識開始。筆者認為,香港教育界的改革,一定要從中國近代歷史成為大學入學試(HKDSE)必修必考的科目開始。
鄺健行教授的書叫《摘藝西東》,所謂西東,原來是說及西方和東方文化事態。不少篇章反映出作者深湛學問素養,亦見到80、90年代作者和中國大陸學者的交往。
動輒站在道德高地,以聖人角度來看知識分子,那麽實在沒有幾個能夠過關,包括自己。在人文學科江河日下,淪爲邊緣之際,知識分子在評論及批判前輩學人時,分寸該如何拿捏,輕重該如何衡量,真是一點也不容易。
今日大陸的任志強和許章潤等,再「敢言」也在「黨天下制度」的籠子裏。他們最多也只能以蘇東坡或魏徵自居,但侍奉的皇帝又與唐宗宋祖之類不同。
若以百萬計的港人繼續視北京如陌路、與港府為敵和對警察懷恨,香港這個只有750萬人口的城市怎能走出內耗、自毀和被邊緣化的死胡同?
中共歷來都打壓「不聽話」的知識分子,尤其是出現政治危機的時候。
美國要力爭5G市場,但卻欠10萬技術工人建5G基站,國內尚如此,到2026年也無法完成,又限制移民,但人才庫在中國,只要中國人不去,就無可奈何!
社會必須具有一個有思想的文化中產,引領社會的進步,否則物質意義上的進步不見得會導向整體社會的進步,說不定還會走向災難。
如果不能確立中國自身的「政治想像力」,就不會有可以解釋自己實踐的社會科學,最終難以避免「知行不一」的局面。
能成為學識淵博的知識分子,勤奮敬業是最基礎的起步點。錢鍾書入讀清華,已甚有名氣,有些老師視他為顧問,可想像他早年刻苦用功讀書的情況。
內地有很多優秀的新聞人,只要有機會,絕對能在國際上和港媒國際媒體競爭。可惜到了峰會第二天下午,在會場已有記者接到禁令,不能發稿了,然後網絡上有些文章開始消失。熱情又專業的記者無用武之地,是公眾的損失。
我國的課程學者,不少是靠「思辨」方法做學問的。我們整天在思考,而思考出來的「學問」,我們怎樣去肯定它或否定它呢?
法國知識分子真的沒落了嗎?從法國國內而言,關於知識分子的詰問不可謂不多,但是,此話題關鍵並非在於提出問題,當今的法國,知識界缺乏眾望所歸的思想領袖乃是不爭的事實。
李敖喜歡被稱為思想家、文豪。他當然不是一個真正的學者,可他幾乎是目前唯一一個可以跟五四那代還能接上線的人,他跟胡適等名家有過交往,也和當時國民黨的將領和後人認識。
學術界泰斗勞思光教授已仙逝六年,他生前除了專精的學術著述,更是一位公共知識分子,成為了不少知識分子的楷模典範。
霍金有一個天才的頭腦,但風趣又幽默的他,不單把這顆頭腦用於學術研究,更將它和一顆熾熱的心結合,為社會事務發聲。他是一個真正可敬的公共知識分子。
拉縴時一定要打號子,這號子便是使大家拉的力量集中,不會因為步調不同而被抵銷掉。
觀看境外小醜的表演有一段時間了。本以為我國的主流媒體會有明確表態,很遺憾,中國的知識精英集體啞然了。
知識從來就是卑微的,也應當是卑微的。
我認為所有知識輸入都是必要的,而我只是以經濟學角度提供一些意見,以防社會政策違背經濟規律。